我是一个怀旧的人，但凡儿时家中用过的老物件，都有一种亲切感，有收藏起来的习惯。日前，逛云洲古玩城，见到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我拿起来左看右瞧，哎，真与当年买的那只一模一样，还是八成新。信号不是很好，夹着“滋拉滋拉”的杂音，却传来一首熟悉的歌曲《乡间的小路》，跟着节奏哼上几句，似乎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想必喜滋滋的神情被摊主捕捉到了，价钿就是还不下来，最后以560元成交。

在那些艰苦岁月里，少有娱乐活动，收音机便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弄堂人家买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就算是家中添置了一件奢侈品。我们兄弟三人“合资”在曹家渡明声无线电器材商店，花了32元，买了一只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红灯”，用光了辛辛苦苦积攒的零用钱。每天早晨一起来，我边刷牙边拧开“红灯”听新闻、听歌曲，晚上入睡前也会听上一会。夏天乘风凉时，捧着“红灯”躺在竹榻上听广播连续剧，左邻右舍不少纳凉的人也静静地跟着听，还叫我“开响点、开响点”，而正在打瞌睡的人则嚷着“开轻点、开轻点”。我有点不知所措，干脆关了“红灯”，漆黑中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叹息。

1976年，我去农场时把“红灯”也带了去。繁重的劳动、枯燥的业余生活，“红灯”里却有我渴望的世界、诗和远方。我时常在帐子里听广播剧，听电影录音。虽然看不到画面，但听听旁白和解说也是一种享受。我特别喜欢听日本电影《追捕》《望乡》，听了一遍又一遍，影片中许多经典的台词至今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红灯”也是我学习外语的最常用的工具。白天田里劳作，晚上室友已经入睡了，我还要打开“红灯”调低音量，跟着收音机学日语。没有课本，还要做笔记，只好把订阅的《红旗》杂志的留白处当簿子。到了农忙，累得倒头便睡，根本无暇收听，教学的难度又增加了，没有跟上，只好放弃了。1979年底，我从农场顶替返沪，一股全民学外语的热潮正在掀起，我学外语的兴趣又来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节目又成了我最好的私教。弄堂的早晨太喧闹，我天天早上带着“红灯”到中山公园牡丹亭里听广播和背单词。为了练好发音，我还乘20路电车去人民公园荷花池旁的英语角与英语爱好者交流，甚至还到国际饭店门口用英语与老外搭讪，“hello，nice to meet you”之后，就结结巴巴了，终因词汇量太少，发音不准，老外压根听不懂。后来再也不敢去英语角和国际饭店门口了，老老实实待在牡丹亭里捧着“红灯”跟着广播学英语。虽然看不到老师，但能听到标准的英语发音，听到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受益匪浅。直到在业余大学上了正式的英语课，学广播英语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80年代初，父亲因病瘫痪在床，“红灯”更是陪伴了他一个又一个的日日夜夜。“红灯”放在父亲的枕头边，有时他睡着了，收音机却还开着，我便轻轻地把“红灯”关上，可刚一关，父亲就醒了，示意我打开收音机。“红灯”成了父亲的一种精神寄托，使他不感到孤独寂寞，直到去世的那一刻，“红灯”一直在他的枕头边。

时隔多年，偶尔走在静谧的小巷，当耳朵邂逅到那久违的声音时，我都会驻足倾听，想起那些与“红灯”如影相随的日子。（陈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