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贷行业的出清持续进行中。4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进入4月后，各地关于辖区内小贷公司2021年评级、调研工作结果陆续对外披露，按照不同等级对辖内小贷机构进行分区，对于“空壳”“失联”等运营情况不符合监管要求的机构，则是直接注销其经营许可。

根据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以下简称“湖北金融局”)4月18日发布的公告，2021年辖区内共计350家小额贷款公司参加评选，评选出A类小额贷款公司54家、B类小额贷款公司79家、C类小额贷款公司82家、D类小额贷款公司135家。这也是湖北首次对辖内小贷公司进行分类评级。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于4月15日，发布关于2019年、2020年度小贷公司抽查年审名单的公告，在抽查的101家小贷公司中，有18家机构未通过审核。

4月12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也披露了辖区内2021年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和监管基本情况，行业全年累计投放贷款815亿元，年末贷款余额531亿元。2021年广东省共有138家小贷公司“楷模”评级较上年上升，获评A级以上机构74家，较上年增长68%。

将小贷公司放贷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等六方面事项作为日常监管重点。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上述三地近期披露2021年相关情况外，更早一点，贵州还对此前的考核结果进行了追踪。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3月2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020年度贵州省共计27家小贷公司被评为E级，其中25家按照要求提交了保留经营试点资格的申请和整改方案，达到验收合格标准的有17家，验收不合格的有8家。

对于各地区小贷公司的监管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指出，地方监管部门收紧对小贷公司的监管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央监管机构提出的明确要求。实施分级监管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对相关机构进行精准监管，监管部门能够按照评级结果，对重点机构监测有所侧重;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地方机构寻求错位化的发展路径，防止内部踩踏。

而正如王鹏所言，各地区在进行工作部署时，也提到对机构进行分类监管。例如，湖北金融局便指出，对A类小贷公司，推荐加入央行征信系统，优先给予享受扶持政策待遇、适当放宽部分监管指标等待遇;对B、C类小贷公司，持续跟踪指导和帮扶，督促公司自主采取改善性措施;指导C类以上级别小贷公司自愿接入湖北省中小企业融资信用平台。对D类小额贷款公司，高度关注其经营及风险情况，加大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频次和深度。对长期“空壳”“失联”彻底丧失经营能力的公司，注销其经营许可，并进行公示。

据了解，一直以来，地方小贷机构都被称作地方金融市场的“毛细血管”，顶峰时期此类机构数量接近1万家。同时，小贷行业也出现了套利、炒作甚至是冒用小贷公司名义违规展业等乱象，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行为也时有出现。

针对这些情况，2021年末，央行发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明确将加大对小贷公司的监管处罚力度。进入2022年后，陕西、贵州等地出台的地方金融法规中，也提到了对辖区内小贷公司强化监管。

而随着监管“红线”收紧、合规化要求不断提高，小贷机构的生存压力变大，整体数量和规模都呈下滑态势。根据央行此前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453家，贷款余额9415亿元，全年增加550亿元。

对于下一阶段小贷公司的发展要点，王鹏指出，小贷机构的核心要点在于规范性和合规性，逐步减少在灰色空间展业的情况。小贷机构在规范化经营后，盈利空间被压缩，同质化经营会更加激烈。

“与银行、消费金融等金融机构相比，小贷公司的自身能力水平、资金成本以及数字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弱势。”王鹏表示。王鹏建议，地方性小贷公司应该充分和地方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充分发挥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的作用，配合当地经济情况进行业务拓展，提升小贷机构在当地的业务渗透能力。同时，充分利用地方公共性的数字化平台，助力自身实现提质、降本、增效，促进数字化转型。(记者岳品瑜廖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