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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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第一次登临鸣沙山。那年我刚满16岁。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山顶上奔跑。以前我对敦煌知之甚少,甚至连敦煌八景都没有逛过,更不要说全面认识敦煌了。总认为那些老外很傻,千里迢迢到敦煌来干什么?不就是几个破洞子,几截旧城墙,一座沙山,一湾泉水而已,值得那样劳师动众?而现在,我在山顶上奔跑,九月的山风迎面吹来。我的心第一次被震撼了。热浪直往头上涌,我一次次抬起头,就像刚刚看到生命的光影。然后在山顶伫立,眺望生我养我的敦煌。虽然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戈壁,但三危山和鸣沙山在夜光中照样耀眼,连片的树影由墨绿变黑,闪烁的灯光像少女活泼的眼睛。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敦煌,接近我纯粹的心灵。

1992年,当我站在几百里之外的阿尔金山之巅,我的心里才有了完整的敦煌,那时的敦煌在山下相对高度相差3000米的一块谷地上。小小的那么一点,但在我的头脑中慢慢舒展、变大,且逼真起来。

那时我在阿尔金山,和民工兄弟一起吃饭,一起劳作。在纷飞的大雪中归来,写我喜爱的阿尔金山。我先后写下了《山菊花》《红嘴乌鸦》《绿地》《红柳河的水声》等篇章。我觉得阿尔金山和敦煌一样,是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危及生命的经历我有过几次,但每次都是幸运者。当我站在高高的山头上,才想到敦煌的许多恩赐,真的,在敦煌生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那里有蓝得彻底的天空,阔大无边、悠闲宁静的田野上有牧羊的孩子,有能大口吞吸的空气,有连片的绿树,有在党河和大泉河的水声中静立的洞窟,时刻欢迎我的到来。那时候,我觉得敦煌是一道永远看不完的风景,穷尽毕生精力,也无法到达它的彼岸。将来无论走多远,敦煌总是我心里一块难以割舍的圣地。

1994年,我在鸣沙山下独居。那时,我才感受到敦煌优美的四季。譬如说鸣沙山以非凡的气势逼近我,我只是它身边经过的一个动点而已。再譬如说牧羊人在收获后的田野上牧羊,心境悠闲,偶尔抬头看到天空中一只孤独飞翔的鹰,竟如痴了一般,立在高地上入定。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西河槽冬居》《我在美丽的敦煌》等组章。那时,我除了想成为一名作家外,还想成为一名画家,画下眼前透彻的印象和融入风景的思索。

冬天迟迟不去,西风刮着,三危山和鸣沙山的身影越过空旷的田野向我凸现。山顶上残留着坚硬的积雪。我裹紧衣服,在田野里缓行。地面早已被犁铧翻过,硕大的土块纵横交织,成群的麻雀在这里起落。土地的希望早已结成了果实,被农人们积蓄起来。田野上的线条显得简练,似风景画的速写,目光透过画面,还能看得更远。直立的白杨树虽然稀少,但却数不过来,我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简陋的居所就在身后,屋内有一炉旺旺的煤火,书架上有书,书桌上有摊开的稿纸,还有一瓶醇香的敦煌美酒。

春天来的时候,让人不易察觉,等到门前的杏花裂开了嘴,我才突然发现鸣沙山被无边无际的杏花簇拥,醉人的阳光下,像是一位风情万种的姑娘。田野上柔弱的绿色,似她轻巧的披肩。人们开始走向田野,呼吸醉人的空气。

夏天被春日延伸着,所有的绿色连接起来,并且加厚,斜斜地挂在敦煌的脸上。敦煌的夏日是盛大的,炽烈的气候,几日之内让所有该成熟的东西都能够提前成熟。气温加剧,人们像是在热锅中抖动的豆子一样,躁动不安。这时候,人们渴望一场雨,一场能够浇透心灵的大雨。

一场大雨之后,秋天就来了。秋天被月光所笼罩。月亮在你希望的高度牵引着你。那么白的月亮,一定得有明朗的心境,一定得有心爱的人儿陪伴,默默地走一程。月牙泉的水在身边叮当作响。向前行走的路途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行走的心境。我写下了《党河的水》《阳关大雪》等有关敦煌的散文,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注。

冬天还会过去,春天仍会到来。去年的那些白杨仍在田野里坚守着。我很感动。

那时我想,我应该写敦煌。但写敦煌的什么呢?以浅显的眼光看敦煌,写些应景的游记,快餐诗歌等。走马观花地铺陈,无聊落俗地感慨,作为一名敦煌文字的过客和旅人,这样的能力我是有的,但又有多少意义呢?我有强烈的表现欲,但对于敦煌,我是慎而又慎。直到现在,我仍坚持这个道理一丝一毫不放松。真正的敦煌不是随随便便的文字所能表现的。这些年,我在敦煌实实在在生活着,看到别人给敦煌戴了一顶又一顶花环,那些荣誉几乎淹没了敦煌的本来面目,淳朴、率真,直达目的的简练。离开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人生和艺术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匆匆过客又能知道敦煌多少呢?

现在想想,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完全是生活所迫。在那些经历磨炼的生活中,敦煌是最重要的一段,它逼迫我、锻炼我,在生活的喧嚣中保持清澈幽深的一潭泉水,永不枯竭。

（酒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