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孔柔先生迎来期颐百岁的喜悦。在上海诗人中，高龄长寿者不少，但跨入百岁门槛的，惟有孔柔。

近日，我去他府上拜望，他说见过我，还记得的。我惊讶于他的记忆。二十年多前，在作协会堂举办诗歌活动，众多会员中，他总是早早到来，坐在最后面的位子上。会议结束，他就独自离场。后来，他渐渐来得少了，我也渐渐淡忘了他。

见面我问他，好多年不参加诗歌活动了，他答道，老了思想不敏锐，诗情也不灵动了，主要写些旧体诗，就不好意思来了。我想，一些诗人进入老境，渐渐远离新诗而重拾旧诗。辛笛先生晚年写了不少旧体诗，还对我说：新诗易学难工啊！旧体诗看着难写，入了门就不难了。孔柔与辛笛有着同样的写作甘苦。生活所见，他兴之所至，一吐为快，集腋成裘，二十年前，出版了旧体诗集《桴浮集》。这书名，是他把自己的一生，比作大海里一叶木舟，在风浪中漂浮。他写新诗写旧诗，还写评论《深入到人物心灵世界中去》，还翻译萨波托斯长篇小说《黎明》、伊拉赛克《灯笼》等多部剧本。他的经历，在上海诗人群中，是独特而丰富的。

1922年4月，孔柔出生在山东曲阜一户书香人家，紧邻泰山下的龙虎街。孔子故里，诗书传统深厚。他幼承庭训，每日做完功课，就要诵读一些古典诗词，除《诗经》之外，还有唐诗宋词，以及译自欧美诗人的现代派新诗，对诗歌产生无法割舍的喜爱。从摘抄名篇佳句开始，迷恋于五言七绝，也学着涂鸦。但日寇全面侵华，曲阜沦陷，学校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他与进步同学向往延安，悄悄离家，经南京、蚌埠、洛阳去西安，却因交通受阻，转而去了大后方重庆，并考入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一路上目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一幕幕惨状，孔柔悲愤激昂，诗情满怀，一腔热血投身抗战的洪流中。

他想，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必须以更有力的诗歌形式来反映这个时代。他开始放弃旧体诗的写作，代之以新诗一抒胸襟，以适应快节奏的现实生活需要。他与几位爱好诗歌的同学，不怕险恶的环境和经济的贫穷，成立了“短笛诗社”，大家宁愿忍着饥饿，也要凑钱买来纸张，自费编印出版小小的《短笛》诗刊，除了他们自己写诗，还约请时在重庆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徐迟、王亚平等寄来诗稿。第一期刊发后，获得许多赞誉。他们再接再厉，很快把第二期的稿件编排好。可是，由于诗歌内容进步，受到当局的干涉，再加上一时拿不出足够的印费，第二期终于胎死腹中，他深感惋惜，寝食难安。

抗战胜利后，孔柔来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他就把时间用在写诗上，选合适的如《报童》《给范嫣》等，发表在《诗创造》和《大公报》副刊上。一次，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一只皮箱托朋友寄放在《新民报》储藏室内。由于报纸言论有不少进步倾向，竟受到当局的查封。待风头平息，报社解封后，孔柔赶到报馆，寻找自己的皮箱，却已遍寻不见。他痛惜的不是箱内的一些衣物，而是自己辛苦购来的珍贵诗集，以及自己的诗歌手稿、诗友们的信件。记得手稿中有二十多首七绝诗，其中有“狭窄蜿蜒石板道/竹篱茅舍把身安”，写出了当年的困苦现状。也有“战火纷飞另有天/蛰居此地似桃源”之句，写出了身处艰难环境下的乐观心态。

1949年后，孔柔从邮政局调到劳动出版社任编辑组长，又调往北京，任工人出版社理论读物编辑组长。他记得，为了组到好稿，斗胆叩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门，受到社长王任叔（巴人）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50年代，他被错划“右派”，下放云南，凭着文学功底，进入《边疆文艺》编辑部，担任诗歌组长。在新时期初，孔柔获得平反并回到暌别已久的上海，进入刚复刊的《收获》杂志社任编辑，适逢王任叔公子王克平来沪，将其父遗稿四篇交孔柔审阅，捧读之下，不禁怃然，请克平撰写《后记》，一并发表在当年《收获》杂志上。

那些年，在《收获》编辑部，是孔柔最感舒心的幸福时光。那年，他在巴金、吴强的带领下，与编辑部同仁及各地中青年作家，到莫干山参加复刊后的第一次创作笔会，谌容、张辛欣等都写出了力作。巴金写了《序跋集》跋文，落款是“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在莫干山”。笔会八天里，孔柔诗情高涨，写出一组《莫干山杂咏》（六首）。后来，他又随作协老作家、老编辑赴杭州，在“创作之家”小住数日，与大家畅谈人生交流创作。《收获》老同事彭新琪对孔柔的人品了解甚多，评价亦高。说孔柔从上海到北京到云南，长期夫妻两地分居，却毫无怨言，曾获得全国优秀文学编辑的荣誉，是真正默默无闻、为作家作嫁衣的好编辑。（韦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