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周刊丨惠凯

在近几年基金销售大潮中，除了基金公司自我包装，互联网销售平台的助力也是功不可没的。然而随着基金全线回撤，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吹捧的泡沫已被无情刺破。对于基金销售平台而言，销售过程上是需要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的，不能为利而忽视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

基民小云是2021年9月进入基金市场的，其入市最初目的只是想多赚点饭费，谁知道直接入坑。小云表示，当时她是听到周边人都在讲“炒股不如买基”，而周边人中也确实有不少人投资基金挣到钱，这让自己不由有些心动，可等到买入基金后却发现，自己依据支付宝推荐的金牌首选产品买入的医药基金，不但没赚到钱，相反还亏了一大笔。

《红周刊》记者发现，在基金小白进行基金投资时，类似小云的情况并不是个案，近几年的基金发行大年中，有很多90后、00后基金小白通过互联网平台买入了平台推荐的基金产品，除了2019年、2020年进入的基民能够盈利外，2021年开始进入的新基民多数被套，这一点从支付宝APP的“理财小组”名称变迁上可窥见一斑，排名靠前的小组就从之前的“科学养基研讨小组”“小赚即安小组”……目前切换为“山顶冻人集合小组”“理财失败互助小组”。“理财小组”名称变化的极端化，反映了基民目前心情是极度悲观的。

基金发行大年带动互联网基金销售平台崛起

《红周刊》记者发现，在近几年其他类型资管产品发展受限，以及股市步入慢牛行情的大背景下，公募基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新基金发行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爆款产品，而基金公司也因利益需求而刻意“造神”。此外，代销渠道——蚂蚁基金、天天基金等互联网平台、银行理财子公司等也为了获取更多代销费用而推波助澜，多方位包装推广。

在基金代销机构中，近些年有“三大四小”的说法，“三大”指的是蚂蚁基金、天天基金、腾讯旗下的腾安基金，“四小”指的是上海基煜基金、盈米基金、雪球旗下的蛋卷基金、汇成基金(或同花顺基金)。其中，蚂蚁基金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在2018年后主要发力公募基金代销业务，业绩也很喜人。

资料显示，2018年后，蚂蚁集团下的支付宝理财业务全力出击公募产品代销业务，向公募基金开放平台。其销售策略延续了余额宝的成功营销经验，重在吸引传统代销渠道之外的长尾客户，特别是年轻客户。

综合蚂蚁集团、恒生电子等公司财报，蚂蚁集团旗下的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2019年净利润尚只有3844万元，而到了2020年，全年营收已达60亿元、净利润达9875万元，2021年上半年，营收进一步增至57.8亿元、净利润增至3.25亿元。此外，基金代销业务也是互联网上市券商东方财富业绩增长的重要推手之一，仅2021年上半年销售基金（剔除货基）规模就达5000多亿元，创造毛利润20多亿元。

支付宝平台引流方式或不合理

《红周刊》记者发现，在支付宝APP上，蚂蚁基金重点推荐了科技、消费、医药、制造四大行业，在近3000位基金经理中筛选出128位“行业追击”类型的基金经理进行重点推荐。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些基金经理过往业绩的统计区间选择在2019~2021年间，恰好回避了2018年熊市行情。

有理财从业者指出，支付宝的回测存在不合理之处，其一般选择近三年时间为业绩观察周期，而2019年以来恰好是A股持续三年的慢牛行情，基金经理同期业绩也表现出色。“但问题在于，三年的观察周期无法体现出基金经理穿越牛熊的投研和风控能力。”

资深公募人士、前宝盈基金督察长孙先生也向记者表示：A股历史多次证明，凡是明星基金经理，最后大多以亏损收场。“明星基金经理也要顺势重仓某个板块，博取高收益，然后在渠道的推动下，继续大规模募资、推动板块上涨。大部分普通投资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场的。”他透露，业内人士对明星基金经理现象多抱有警惕态度，而非无脑信任，“在投资中更多采取‘骑乘策略’，上涨时跟随买入，但也会适时离场。”

孙先生还以巴菲特为例，“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近期大笔增持西方石油公司，你看国内的基金经理就不太敢重仓油气板块，而是更多坚持‘赛道’逻辑”。

《红周刊》记者发现，QDII基金堪称基金产品亏损的“重灾区”，但在平台平台鼓吹定投优势下，很多基民越跌越买。譬如关注度较高的交银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LOF基金，其自去年2月高点至今回撤幅度超过六成，但仍有不少基民逆势抄底。或是短期跌幅过于严重，交银施罗德基金方面在去年11月发布公告称，限制单笔申购金额超过1000元的申购申请（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发起的申购申请），又在今年3月8日公告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位私募人士向《红周刊》记者表示，QDII基金除了面临板块风险外，还面临境外的监管风险、汇率风险，因此波动幅度很大，而且时不时还会出现外汇额度紧张的局面，投资者如果想抄底，也是无从下手的。

孙先生回忆了10多年前首次QDII产品热潮，彼时有QDII基金发行资质的公募基金还不多，因此QDII基金受到疯抢，不少监管层人士也在积极申购，但在金融危机后，普遍亏损惨重，“境外市场的打法和A股完全不一样，风险更大。”

争议主题基金产品定投功能

部分行业周期风险难规避

在支付宝平台上，投资者可以定投某只主题基金，至于定投周期，大部分情况下默认每周定投。对此，业内有观点认为，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的定投标的是宽基型指数基金，若定投主题基金将无法完全回避行业风险。小红书、豆瓣小组等平台上也有不少用户表示，在下跌过程中坚持定投，结果是亏损幅度会不断放大。

以支付宝APP推荐的两只“支付宝金选基金”为例，关注两只基金的支付宝用户均为40多万人，参与定投的人数分别超过4万人、5万人。然而由明星基金经理王宗合掌管的前者却自2021年2月高点下跌以来，净值下跌幅度达30%以上；后者是由骆帅管理，产品净值同样是一路下行，跌幅也超过25%。

《红周刊》记者了解到，支付宝APP在测算定投收益时，通常起点会选取3年前的2019年3月。以华泰柏瑞价值增长为例，支付宝APP就显示，“若3年前开始定投，每周投入100元，根据历史回测可得17755元”。但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A股估值正处于历史性的底部区域，如果基民从一年半前、或一年前开始定投，则已经亏损。华泰柏瑞价值增长的基金经理为李晓西，净值高点至今的回撤幅度超三成。

“主题型基金是可以做定投的，但必须考虑周期长短因素。”益安信基金总经理王豫刚向《红周刊》记者表示，“我们研究过，A股大致以42个月为一个周期，那么定投周期平均至少要达到21个月，才会盈利。比如近两年火爆的海运板块，之前低迷了10多年；油气板块更是如此，一个周期可能更长”。

换言之，对基金公司来说，定投是有利的，因为能获得稳定的申购费用，而对于基民来说，又有多少人可以接受如此漫长的定投周期呢？

孙先生指出，“定投在美国能成为一种广泛的投资方式，和美国股指长牛行情有关，巴菲特也推荐普通投资者定投标普500指数基金，但国内的牛熊周期不太一样”。因此，定投A股需要有两个前置条件：选择宽基指数基金+在市场低点入场，才能盈利。至于定投主题型基金，仍然有较高的板块风险。

或因基民参与定投、跟投存在诸多风险，相关部门也加强了监管。2021年11月，广东证监局下发《关于规范基金投资建议活动的通知》，多地证监局纷纷跟进。在《通知》的指导下，多家基金销售机构叫停了旗下互联网平台上的基金组合跟投功能，并发布告用户书。可供佐证的是，在盈米基金、天天基金、支付宝的“精选组合”页面，或暂停基金组合的买入功能、或暂停实盘组合的一键跟投功能。

有互联网平台尚无基金销售资质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基金发行的火爆让很多互联网平台积极进入基金销售领域，甚至有的还在不具备基金销售资质的前提下曲线介入，譬如天星数科(前身为小米金融)就是其中之一。

在测试天星金融APP后，记者发现在该APP的理财产品销售界面中，点击基金销售服务会跳转到其他的基金销售公司。目前，公司基金销售业务上的主要合作伙伴是虹点基金销售公司。公开信息显示，虹点基金销售公司的实控人指向自然人胡伟，股权架构上和小米或天星数科均无联系。作为一家小型独立基金销售公司，基金业协会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四季度基金代销百强名单上，虹点基金销售公司未能上榜。

附图 天星金融APP页面

《红周刊》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了天星金融方面，一位理财部门的员工回复称：虹点基金销售公司是天星金融的合作伙伴，如果有基金方面的具体问题，建议联系虹点基金方面。

对于上述情况，销售渠道方也有苦衷：互联网平台的财富管理业务主要工作就是代理销售资管产品，除腾安基金、蚂蚁基金、盈米基金3家有投顾资质，自身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话语权外，大部分平台在财富管理业务上只能靠代销冲规模、获取佣金和手续费，业务高度同质化。也正是如此，互联网平台非常重视代销基金的余额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头部互联网金融平台近几年多启动上市，基金代销业务也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不过结果迥异：除陆金所成功在美股IPO外，蚂蚁在2020年上市前夕被紧急终止，京东数科则经历多次更名整改，迄今仍未能IPO。度小满金融去年传出或启动IPO计划，随后又被官方否认。

基金销售仍需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

去年以来，“一行两会一局”的负责人多次表示，要加强对10多家头部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的整改。相关部门负责人强调，针对网络平台企业的金融业务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规范个人信息采集使用、营销宣传行为和格式文本合同，加强监督并规范与第三方机构的金融业务合作”。以蚂蚁集团为例，整改重点之一就是“管控重要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

客观上，无论是银行还是互联网渠道，其实都会对基金经理过往业绩、口碑设置门槛。为此在去年12月，北京证券业协会也曾专门召开会议，证监局基金处负责人、华夏基金等出席，深入讨论了基金经理挂名、风格漂移、利益输送等问题。各方均认为，基金经理挂名有悖基金行业诚信义务，但介于目前销售渠道对基金经理有硬性要求，客观上也导致了一些基金经理被动挂名。

王豫刚坦言，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产品销售是顺周期的，但投资却是逆周期的，“以沪深300指数为例，年化波动率在20%上下，当普通投资者也感受到强烈的赚钱效应、基金公司大规模发行新产品时，往往也是行情顶部。”

以“葛兰事件”为标志，以往受热捧的顶流基金经理管理的主题型权益基金，在今年2月中旬后在支付宝平台已被减少推荐，金选基金榜单近期所展示的基金更多是“固收+”策略产品或中短债基，罕有权益型产品。

对于支付宝的基金销量排名，市场上也有声音在质疑，认为其有刻意引流之目的。对此，蚂蚁财富董事长王珺向媒体表示，取消了“周销量TOP”等指标，是希望帮助用户更关注长期业绩与合理配置，通过配置来降低回撤、长期持有，提升投资的投资收益风险比。

对比银行渠道，前述业内人士表示，银行理财子公司过去两年发行、代销产品的主流策略一直都是“固收+”，少数银行比如光大银行会均衡分配“固收+”、多策略、股票等不同类型产品的比例，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太过依赖股基，保证了净值波动在客户的可接受范围内。

孙先生表示：“投资本质上是反人性的。相比基金公司、基金业从业者，无论是银行、互联网渠道、还是散户，对基金投资的理解都不够深刻。”孙先生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固然应该“买者自负”，但在投资者教育方面，相关机构还是应该加强估值教育、择时教育。

（本文已刊发于3月12日《红周刊》，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