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养老模式层出不穷养老专门立法仍显不足

新型养老模式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没有人能躲得过生老病死。如何优雅而有尊严地老去，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也因此，许多还称不上是“老人”的人已经开始对养老有了规划。

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推进，我国养老产业逐步发展，一些新型养老模式，比如“抱团”养老、“旅行”养老、“旅居”养老、“兴趣”养老等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应当看到，这些新型养老模式的出现，不失为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的新的有益尝试。然而，由于尚未规范性、规模化，这些新型养老模式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记者近日从业内人士处获悉，民政部相关负责部门正在组织专家起草养老服务促进相关立法。一些专家呼吁，尽快构建养老法治体系，规范新型养老模式发展，同时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全面法律保障。

新型养老模式兴起

曾经有一部讲述日本7位老奶奶“抱团”养老的短片在网上很火。7位平均年龄80岁的单身奶奶，不想一个人寂寞地变老，更害怕孤独地死去，搬进了同一栋公寓楼，开始“抱团”养老。她们互相扶持，经常一起去旅游，单身老年生活由此变得诗意盎然。

片中几位老人的老年生活成为很多网友羡慕的对象。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养老方式：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互相照应，把酒言欢、谈天说地……一切都看上去很美。

这样新鲜的养老方式已在我国不少地方慢慢出现。就在去年，“5位单身姐姐的养老之家”的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有媒体报道，5位平均年龄50多岁、相识将近20年的单身闺蜜，在云南买房“抱团”养老。很多网友羡慕不已，并希望自己将来也这样“抱团”养老。

几个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组建“新家庭”，各司其职，搭伙过日子，同时把不住的房子租出去，租金还可以成为新的经济来源。很多人觉得，这种带有互助性质的“抱团”养老，不仅减轻了年轻人的养老负担，还可以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

然而，与此同时，“抱团”养老似乎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完美。“亲姐妹抱团养老，4年后却变成了仇人”“5位阿姨抱团养老才两个月就散伙”等消息也屡见报端，一拍两散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我国目前老龄化速度较快，老年人口数量多，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越来越普遍，因此，出现一些新型养老模式属于正常现象。”全国老龄法律论坛秘书长、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会长陈洪忠指出，不断出现的新型养老模式目前存在的最大的共性问题，是人们普遍还没有把养老放在维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治角度和高度来思考，社会大众对于养老模式的关注仍然停留在具体的生活照料方面，由此也引发了不少法律问题，老年人的钱“好骗不好赚”现象很普遍、很突出。

“缺少有效监督的居家养老会触发社会问题不断出现。”陈洪忠指出，包括所谓的“抱团”养老、“同居”养老、“互助式”养老、“搭伴”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在内，养老必须规范化、专业化并可监督。

立法呈分散性特点

应当看到，我国老龄法制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淀，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果。立法方面，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外，国务院及其部委以及地方也制定了规章及其他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自本世纪初，民政部等11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制定和出台一系列老龄政策文件。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为提升我国新时期老龄事业发展水平、完善养老体系进行顶层制度设计。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明确了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2050年的一系列战略目标，这也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但在陈洪忠看来，部门和地方立法的频繁出台以及国家政策性文件的不断颁布，也使得相关老龄立法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由此也造成对老年人保护的体系化与科学性的不足。

“应当通过立法协调发展养老保障三大支柱，鼓励私人养老金发展。”陈洪忠建议，用立法建设落实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完善长期照护制度体系构建，加强照护服务品质监管。规范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行为，引导老年人养老观念的解放。促进市场的专业化服务，发展老年人互助养老。

立法完善监管机制

“新型养老模式在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财产权、隐私权、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亟须立法来界定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刘建指出，各种新型养老模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出现，立法应当及时作出前瞻性的回应和规制。

在刘建看来，通过专门的养老立法，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民法基础理论，尤其是婚姻家庭、扶养、监护等理论，另一方面通过立法明晰“搭伴”养老、“同居式”养老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降低社会养老交易成本，稳定家庭成员关系和助力社会安定和谐。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法律分会常务理事、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翔认为，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要使新型养老模式在基层得以真正落实，首要的就是在立法中完善相关新型养老服务的激励机制。

“要通过立法，完善养老机构运营中的纠纷处理和风险防范的相关规则，通过签订养老服务协议和支持养老机构投保意外责任保险等方式，形成养老服务风险在各个主体之间的合力分担机制和应对机制。”郑翔指出，应明确产业扶持措施，要求增加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并在财政、税费、土地、融资等方面形成规范措施，鼓励、扶持社会力量提供养老服务;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规范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制度。

与此同时，郑翔认为，应通过立法完善养老服务质量监管机制，规范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在对新型养老模式的服务质量进行规范监管时，将监管对象扩展到物业管理公司、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将监管手段升级，依托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将高新技术运用于养老服务监管技术和措施，提高监管效率，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记者 　朱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