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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身边的一切仿佛都苏醒了，生活回来了。

每一年的春节，对我来说都不是假期，反而更忙碌。因为除了一些节日演出之外，学生们也赶着来加课了。前两年这种情况减缓了一些，因为疫情的原因。连学校里的学生们都停课回家、线上上课了，我们这种要张嘴大声歌唱的专业线上授课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是毕竟比起面对面还是差不少啊。

以前的每一个春节都是学生的课程排满，一个接一个，每天如是。经常会感觉疲惫，因为作为歌者来说，我发现教声乐课可比自己上台演唱累多了。上台只需集中精力歌唱表演即可，而教学则要不停地说，说什么、怎样说、用什么措辞，那可都是大功夫。君不见，许多高水平的歌唱家却不一定会教好徒弟的唱；而许多并不经常登台的老师却会教出不少好学生，这就是一种典型现象。因此说，唱和教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我这个人做事喜欢完美，自我要求甚高。上台要唱得精致，课堂要教得精准，这样凭空给自己增加了压力。

今年的春节，很早前银川的学生甜甜的妈妈就联系我，年初三来北京上课，要连续十天以上。还记得当年只有十三岁的甜甜吗？那时候的她是个圆脸小胖子，很喜欢唱歌，想学专业。我对她父母说，岁数太小了，声带条件没长好不能确定教法，到了十五岁可以来找我。结果是十五岁的时候他们真的来找我了，然后开始了每年各个假期来北京的学习。糟糕的是疫情暴发，无法经常到京，有了延误，落掉一些程度。但是孩子很努力，一直在家里听着课上的录音不停练习。去年下半年来不了，急得甜甜直哭鼻子。直到今年的春节终于抱着鼓囊囊的歌谱兴致勃勃风尘仆仆地来了。

甜甜早已不是三四年前的样子，她长成大姑娘了，差不多一米七，身体结实，像个高头大马。我一度怀疑她是不是已经变成女中音了？请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声音鉴定专家韩大夫给检查验证了一下，比较确定地认为还是属于抒情女高音范畴，我放了心。如果声带真长成了中音特质，教法可是不一样的。于是我便给她较大幅度地提高程度，尽管她还有一个月才十七岁，但是离她想要去考音乐学院的时间点已经不很遥远了。对于她来说，这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尽管意志坚决，取决于成功的却不一定是意志，要有准确的技术练习与精确掌握才有可能达到标准。对甜甜来说，要同时兼顾为音乐梦想而进行的歌唱学习和正常的高中学业，还要尽量插空来北京上声乐课，小姑娘肩上可是非常沉重，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对她来讲必然是希望与压力并存的吧？

那天，甜甜刚上完课，另一个学生杨娜就到了。杨娜是工会骨干，管理着工会艺术团，身上当然早已没有了多年前上大学的压力，然而工作之后却也有了新的压力，她曾经在学校里积累的歌唱能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开始跟我上声乐课，需要大幅提高歌唱水平。我才知道现在各个单位各个企业之中也有那么多的艺术活动，每年定时的表彰大会要有文艺表演，各类庆典上要有歌唱和舞蹈，本行业的评比，不同单位的评比，这些都是各单位系统工会的重要工作。马上要到三八妇女节了，杨娜所在的工作系统要举办全市三八红旗手的颁奖大会，大会中间穿插了歌舞节目。她要在会上唱一首《我爱你，中国》。这首歌脍炙人口，但要唱好却并不容易。弄得她心情挺紧张，得突击上课提高一下质量。）

前几天，先期录音的工作开始了，杨娜说她上周已经录过一次，但是不满意，还要再去录制一次。我说，我去现场给你把场吧，她高兴得直蹦高。于是，在中国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录制便开始了。如今的歌曲录音，充满了高科技技术含量。这种录音可以解决歌手一系列的歌唱问题。歌手不必背词，你可以把歌谱放在眼前的谱架子上看着唱；声音音色差一点不要紧，操作者可以在录音室内帮你修饰；录制中某一句不尽如人意，可以单独录制这一句，然后机器给你做自然衔接，根本听不出来哪句是单独塞入的；甚至歌手有的音准不好也不在乎，因为录音师可以在键盘上手动做个微调，偏低或偏高就都不存在了。说实在的，我真的有些震惊，如果是这样，那么随便一个唱歌的人不是都可以变成歌唱家了么？机器可以“蒙人”啊。

春天来了，身边的一切仿佛都苏醒了，生活回来了。正向的反向的，笃定的试探的，特殊的普通的，复杂的简单的……社会不就是这样吗？人们又可以在五颜六色和朦胧与清晰当中摸爬滚打砥砺前行了。（吴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