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要权”背后:App调用隐私数据形成行业规范
科技日报| 2022-05-07 13:51:50

行业主管部门应持续开展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充分发挥头部台的“看门人”作用,由其尽责履行对应用市场内App及台内小程序的监管义务,规范相关App、小程序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单勇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打开手机,查看新闻资讯、分享心得体会、搜索美食、购买物品……南京某高校教师小宇每天有大量时间花在手机上,手机内置和安装的App达150多个。

她发现,每次注册账号或者安装软件时,屏幕上都会弹出“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但她都是直接拖拽到最底部,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她告诉记者,那些协议篇幅过长、专业强,认真读完并弄懂协议内容几乎不可能做到。

小宇并不是特例,期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点击同意之前,真正阅读这些协议的用户不到四成。

按理说,用户协议是约定App开发者与用户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文书,对保障用户隐私等权利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何六成用户将其略过?点击同意后App获得的权限是否均有必要?“过度要权”的情况是否存在?引导App调用隐私数据形成行业规范,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协议过长反会阻碍用户知情权

移动互联网时代,App成了人们的必备工具。首次下载使用时,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也成为常规操作。

对于我们常见的App来说,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通常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南京大学法学院单勇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常规台的用户协议一般包括“信息收集范围、信息的存储和保护方式、信息使用方式、涉及信息共享的告知以及涉及信息处理的告知”等内容。

一旦用户点击同意,就意味着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App的运营公司,比如调用手机通讯录、读取手机存储、获取定位信息、开启蓝牙或无线网络等。

单勇说,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基于用户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仅具备为达成特定目的处理个人信息的权利,而为制衡信息处理行为,用户依法享有知情同意、限制拒绝、查阅复制、修改删除、撤回同意等权利。

然而,用户协议动辄上万乃至数万字,充斥着大量专业、晦涩的内容。据统计,5款下载量过亿次的手机App,均每款需要用户“阅读并同意”的协议内容约有2.7万字。

从司法角度来看,协议越详尽双方权利责任就越明晰,因为这是充分告知,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事后纠纷。但是,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说 ,动辄上万字的协议恰恰会阻碍消费者的知情权。

因为大多数用户没有耐心,也没有专业知识看完并读懂协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勾选同意,也就让用户弄不清让渡了哪些权利。

“App获取哪些信息需要我同意、我有什么权利、要承担什么责任,完全可以列出一个清单来。”小宇希望用户协议最好能“长话短说”,将与用户关系密切的重要部分放到前面突出显示。

“过度要权”最终目的可能是获利

“您的好友也在使用某App”“TA与你有3位共同好友”“匹配您的通讯录有助更快找到好友”……这样的提示对于很多手机使用者来说并不陌生。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带动了新型社交台的发展,短视频、购物、健身、新闻资讯等App,过去与社交基本不沾边,但如今都被赋予了社交属

“数学领域有一个‘小世界理论’,即世界上任何两个人只要通过6个中间人就能建立联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网络安全专家任勇军教授说,用户点击同意后,App通过调取通讯录,并在后台进行数据匹配,就会把你推荐给素不相识的人,并告诉对方你和TA有共同好友。

过去,要证明“小世界理论”并不容易,现在却能轻易实现,我们在感叹“世界真小”的同时,是不是也要警惕App的“过度要权”呢?

单勇教授介绍说,2021年3月,国家四部委印发《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其中第五条以列举形式明确了39种常见类型App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而通讯录权限并不属于必要范围。

2021年12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发布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监测分析报告》称,当前如“微信”“51Job”等头部应用最新版本启动均不索要存储、设备等无关权限,但中小应用的“过度要权”问题仍十分严重,仅2021年9—12月监测显示,在华为、小米、腾讯应用宝等主流应用商店的新上架应用中,均每月有1000款存在此问题的应用上架。

部分App出于精准用户画像、推广营销等商业目的,想方设法在超出实现功能的必要范围收集更多个人信息。比如,某应用的电话拦截功能索要了短信、存储、通讯录等7项敏感权限;某运动健身类应用在用户使用观看视频等无关功能时,每分钟获取位置信息百次;某应用除了在共享位置时收集位置信息,还在扫码支付等不相关功能中收集位置信息,以用于用户消费行为画像分析。还有很多App尽管不再强制收集信息,仍在首次启动时就弹窗索要多个无关权限。

“App获取这些权限后,看似帮助用户拓展了朋友圈和生活圈,但用户的隐私信息也在无形中被暴露。App索要这些权限的根本原因还是企业想要扩大市场或进行推广,最终是为了获利。”任勇军认为。

2021年,国家网信办针对“七类”超范围收集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包括超范围收集用户通讯录、精确地理位置、短信、通话记录等在内的一大批违法违规问题得到治理。

保护隐私需专人“看门”

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17款移动App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

类似这样的通报并不鲜见。仅在2021年,国家网信办就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的351款App进行了公开通报,责令限期整改。

但是,App敏感数据收集问题仍旧突出。国家网信办监测发现,60.7%的应用收集了安卓ID等设备唯一标识信息,55.4%的应用收集了应用列表信息,13.7%的应用收集了剪切板信息,而这类信息可用于人物画像、个化推送等业务。

“个人信息是重要的数据资产,一些App尤其是公用事业类的应用,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不法分子和网络黑客早就盯上了这些敏感信息,并形成黑色产业链。一旦App获取的个人信息被售卖,将在多个层面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任勇军教授说,比如,用户出行App或外卖App上面存有百万级以上的用户信息,一旦泄露可能不仅影响个人本身,甚至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任勇军表示,对于用户而言,不能因为协议太长,就放弃阅读。应当不随意开放和同意不必要的隐私权限、不随意输入个人隐私信息、定期维护和清理相关数据,避免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

那么,对于监督管理部门来说,究竟该如何约束长篇大论的用户协议,把保护用户隐私落到实处?

当前,相关机构正在起草《信息安全技术 互联网台及产品服务隐私协议要求》,可为台企业的用户协议及隐私政策合规提供指引。

相较于制定相关行业规范,如何将规范落到实处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单勇教授认为,App违规收集用户信息行为无法根治的原因主要在于三点:一是行业主管部门的治理资源有限,仅依靠行业监管较难规范所有App的信息收集行为;二是部分中小企业存在侥幸心理,试图通过违规行为获取更高经济利益;三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虽赋予了用户数据权利,但实践中用户权利的实现方式并不明晰,用户在权利受侵害时难以有效维权。

“行业主管部门应持续开展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充分发挥头部台的‘看门人’作用,由其尽责履行对应用市场内App及台内小程序的监管义务,规范相关App、小程序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单勇还建议,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渠道和透明度报告机制应予以完善,维护用户对行业治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记者 张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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