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中说：“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汤因比就是这样，他谢世已经47年了，但他还活着，活在他的著作中，活在这位“智者”的“警世良言”中，活在世间每个个体的心田中；诗人又说：“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不是吗？汤因比从英国史学大家到20世纪西方史学大师，乃至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没有之一。

环顾寰宇，近望申城，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想起了他——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他生当盛世，其时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雍容华贵和轻歌曼舞，风光一时。汤因比自传（即《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新版）记录着，他有一个蒲公英吹拂过的童年：伦敦、肯辛顿公园、皇后大道、巴士、马车、动物园等，四处都留下了他童年和少年时的身影，但这如同昙花一现，儿时的天堂被晴天霹雳劈得粉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战后世界的风云变幻，在这个天翻地覆的20世纪，他足足生活了75年，也砥砺前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他是史家，著作等身，从皇皇巨著《历史研究》（十二卷本）到年迈时写就的史诗性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他不只是一位坐而论道的学者，还是一位投身社会实践的战士。在“一战”和“二战”时，他任英国外交部智囊，参与了两次巴黎和会，直到晚年他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奔忙。他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抨击种族歧视，时刻关心人类世界的前途，这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翻检汤因比的编年史，有意思的是，1929年7月23日至1930年1月29日，有一次中国之行，其间1929年12月23—25日，他曾到过上海。他的记叙详细，且始终与伦敦初兴时的景象相比，以其史家敏锐的眼光与睿智，感受当时的风景人文，并预言：“上海定当在黄浦江边的泥岸上崛起，这似乎不可避免”。又认为：“上海可能成为现代世界最伟大的都市之一。”后来的上海发展史证实了汤因比的预言。

由上海说及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之行时，他漫游神州大地，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以其之行与思，发现了一个别样的“新东方”，断言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历史研究》的前三卷，就有六处论述了中国文明。直至晚年，他始终能看出中国所显示的“良好的征兆”（《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语）。他在与日本佛学家兼政治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一再称颂中华民族的美德能代代相沿，并对中国文明的独特地位及其在未来世界中的引领作用充满期待，在汤氏的心目中，这个早就被他视为“伟大的国家”，其前景灿然，历史再一次证明了这位史家的不凡与远见卓识。

汤因比不只是全力研究世界文明及其未来，还特别关注人类个体的命远，晚年犹然，他为天下众生呐喊，他为生命至上呼唤，被世人誉为“具有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学家。不管世道坎坷，阴晴圆缺，乃至处于绝境时，他总充满信心，正如他的孙女波莉·汤因比所言：“我的祖父为我们树立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希望而非绝望的榜样。”知汤公者，孙女也。倘问汤因比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的确，他的思想文化遗产留给后世的很多，然简言之，在笔者看来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希望”。希望，是我们的追求，人类的理想，它为前行者带来了无穷的力量。悠悠千载，前路漫漫，行囊中始终只装着一份希望。当下，不管奥密克戎毒株如何凶险，只要我们风雨同舟，齐心协力，雾霾终会散去，一定会迎来春天和煦的阳光，带着希望一起走向未来！（张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