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也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1936年，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里如是说。沈从文出身清寒，但家世尚可，也是书香门第，绝非乡巴佬，他为何一生自命“乡下人”呢?

领悟这番深意，是理解沈从文的关键。《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正是以此为钥开启沈从文的前半生，从标题可见，这一论述与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相关联。该书作者孙德鹏是一位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法律史。那么，法学博士为何做沈从文研究?法学博士会怎样研究沈从文?

阅读全书之后，我心里有了答案。孙德鹏必然是沈从文的忠实读者，精读了沈从文的所有作品，从而形成了自己透彻的理解。全书对沈从文的作品既有综合的评价，也有针对代表作品的深入分析，而且分析之细致足见作者下了功夫。这些分析构成了作品的骨架，倘若仅止于此，也无甚长处。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新意。

笔者推测，特殊的学科身份是这本书“活泛”的根本原因。孙德鹏跳出了一般中文学者的批评视域，没有囿于大致饱和且套路化的研究模式，局外人的眼光让他视野开阔，自发的热爱又让他成为深处其中的局内人，不断深究作品的内涵。这部跨界作品拓展了研究的边界。

该书所谓的“乡下人”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沈从文的自称及其蕴含的观念在作品里的体现;二是围绕“乡下人”的阐发所做的地域史研究，从湘西的土地和人情中看待边疆文化，理解近代中国的边缘政治，理解“自然情结”的失落所造成的长期伤害。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在作品中精心构建了一个童话般的湘西世界。翠翠、三三、夭夭，都是自然之子，在风日里长养着，是山林中的小兽物，从她们眼睛看出去的都是青山绿水，她们的心灵特别纯净，她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大自然灵动的分子。沈从文以恬淡的笔触，书写乡下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最靠近自然的所在。尽管它有许多晦暗的存在，而沈从文仍然赋予其古朴的、明快的、顺应人性的美感。

与“乡下人”对应的，当然就是“城里人”，在沈从文看来，城市文明就是破坏乡村文明的原罪者，沈从文骨子里是带着几分乡下人的自负的，而这自负又因为他在城市里的冷遇而愈发强烈。他把对城市的反抗情绪转移到了对湘西的无尽的怀念与书写里，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

孙德鹏认同沈从文的创作观念，本书的原创语言部分有很多文学色彩浓郁的关于自然的描写。在分析地域书写特色时，孙德鹏特别强调了“水”的成分。沅水是沈从文灵感、经验和智慧的源泉，屈原曾经在这条长河边岸写下瑰丽的《九歌》，而沈从文描绘着水上的人家、两岸的橘园、吊脚楼的妓女、终生漂泊的水手、偶尔落脚的行商、拐带女子私奔的兵士……孙德鹏认为，沈从文写作的奥秘，是对水的执迷，水上的隔绝感恰好为他提供了隐秘的空间和沉思的时间。为了佐证这个观点，孙德鹏引用了法国作家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的有关论述，这个贴切的引用带给读者诗性的感受。

本书是评述性的著作，但使用的语言不是论文式的，这位法学博士的文学素养很不错，行文流畅，有时很文学化。此外，本书不拘泥于沈从文的作品，时常大幅跳跃到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荷马史诗、托尔斯泰、契诃夫……纷纷跑到了书里，这些希腊人、农民的形象与沈从文的人物构成了呼应，使得“乡下人”的概念更加丰富。这种写法表明了，作者之所以对“乡下人”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他对沈从文感兴趣。我认为，孙德鹏撰写这部作品的宗旨，实际上是有“何以浇块垒”的用意，是出于对当下世界的观察和情怀的需要。

这解释了孙德鹏为何近乎讴歌地赞美沈从文的自然情结，而几乎完全无视沈从文的田园视景的先天不足。全书是势必要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底的。孙德鹏还特辟了章节专门论述“进步”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中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批评中国，用城市的“文明”标准改造乡村。而沈从文之所以被当时文坛所排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够“进步”。本书以“风行地上”作喻，详写了严复、《天演论》与进化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流行，揭示了“乡下人”消亡的主要原因。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是一部经典著作。当金介甫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沈从文时，其名字仍然冷寂，疏离在大众的视线之外。金介甫对湘西的军阀割据史和苗族的山歌感兴趣。作为描写湘西风情的代表作家，沈从文进入了他的视野，这决定了金氏的传记必然不仅是文学意义的解读，而且是扣紧凤凰人文地域特色的一种样本观察。金介甫深入探析沈从文的“乡下人”理念，这种自我角色认知如何贯穿他的创作和人生，让他建构独特的文学理念，从而成为“湘西世界”自觉的叙述者，并对都市生活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审视。

孙德鹏的这部传记显然受到金介甫的启发，金介甫的历史学家身份和研究方法让孙德鹏大有共鸣，全书多处引用金介甫的表述，几乎奉为圭臬，两者之间具有传承的关系。但孙德鹏对金介甫过于倚重，其湘西地域环境分析基本就是围绕金介甫的研究展开的，没有做独立的地方志和民族志考察，或许是因为金介甫的地方史研究做得十分周到，让后人难于拓宽吧。另外，孙德鹏的文学比较所涉及的范围广泛，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端详的话，主要建立在他个人阅读的横向轴基之上。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说，对于沈从文“乡下人”观念的研究，取决于沈从文的后辈作家、社会公众对湘西世界的持续兴趣和兴味，文学史的相关研究是有时间性的发展谱系的。本书没有在纵向上体现这个过程，对于中文学者当代研究的忽略，导致了一些遗憾。(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