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18:47分，著名翻译家王智量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夜光杯”曾于2018年专访王智量先生，旧文重读，以示悼念。

人物｜爱，就是力排众议，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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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瑶

原刊“夜光杯”2018年5月8日

今日的华师大一村依然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师宿舍的氛围。略显狭窄的甬道两边，当年植下的树木密可蔽日。今年90整岁的翻译家智量先生住在四楼，没有电梯，每日依然上上下下要走个两三次。虽然下楼时拄着拐杖，高高的个子身板依旧是挺直的，步伐亦不比年轻人慢。

41平方米的旧公寓，一间书房，一间卧室。逼仄的空间和陈旧的摆设，却因浓浓的书卷气反让人觉得温暖，安宁。靠近窗口的墙上挂着屠格涅夫的肖像和名句：“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智量译）”

一本开启人生的书籍

屠格涅夫当然是智量先生最喜爱的俄国作家之一。他翻译了前者的两篇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和《前夜》，赞同前者将悲观和忧伤深埋在对于纯美、纯艺术的追求中的理念。但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无疑对智量先生一生影响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没有之一。

王智量先生，笔名智量。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精通英语、俄语，并旁涉法、德、日语，集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于一身。他的翻译风格原汁原味，被奉为直译派的代表。他翻译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译林版）《上尉的女儿》《贵族之家》《我们共同的朋友》等30余部名著。作为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得以通过他的文字走进那些伟大的作品。

谈话中，智量先生兴奋地和我们讲解起“奥涅金诗节”的押韵规律“ababccddeffeg”，每一句中文翻译押韵都符合俄语的音角，以令作品具有一种非常工整、和谐、严密的艺术形式。当这位九十岁的老者用能媲美朗诵者的华美好嗓子诵读时，诗句接连不断地从他的口中优美而舒展地吐出，如同均匀起伏，而又暗藏汹涌的伏尔加河，无比宽阔，滚滚向前。著作等身尚不是他丰沛的生命与追求纯粹的精神的全部。他一生经历过各种风波，亦没少见人性的险恶。

智量先生一九四七年考入北大法律系，到了1949年，北大挑了30个人到哈尔滨跟俄国人学俄语，热爱俄国文学的智量被选中了。在哈尔滨的八个月，原本就极具语言天赋的智量进步迅速，后来在朱光潜先生的帮助下换到了西语系。“那时，说是西语系，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这一班学俄语的。”本科尚未毕业，他即被任命给同届的同学授课。亦是在哈尔滨，他买了原版五卷本《普希金文集》，遇到了之后贯穿一生命运伏线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另一个英译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他竟然就把普希金的这本诗体小说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而后，有苏联专家来北大讲学，在大礼堂内，听到动心处不能自已的智量站起来大声流利背诵起《奥涅金》，一时让所有人对这个一副书呆子样子、样貌孱弱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让智量先生颇为得意的几次公开“炫技”还包括他曾经代表中国到德国慕尼黑参加学术会议，一位法国女学者用法语背诵《奥涅金》，他立刻站起身来用俄语和她一起朗诵。背完后，在众人的掌声中，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北大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文研所所长、前辈诗人何其芳先生的提议下，智量开始试译《奥涅金》。

一段苦难岁月里的坚守

命运在1958年对智量露出了狰狞的一面，他被“增补”为右派。人在强大的力量面前，应该选择顺服，还是坚守？

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分配到河北农村接受改造了，文学所的墙上还贴着那幅让智量终身难忘的漫画：他躺在棺材里，抱着《叶甫盖尼·奥涅金》，棺材盖上写着“白专道路”四个字。本当走得决绝，然而临走前，何其芳匆匆的一句低语“《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喏！”让回到宿舍的智量痛哭一场后，将一本俄文版《奥涅金》又塞进了行李。

“这就是我的30岁，之后我经历的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妻离子散’。”先生毫不避讳地讲起前妻当年与之断然决裂的细节，依然是爽朗的语气，似乎那些刻骨的伤害是他人的桥段，完全与己无关。

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以及崇敬的那些大师一样，智量先生的爱情经历与悲欢离合，亦和个人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现实紧密相关。因此，他的笔能与巨匠笔下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他们莫不是以爱，以孤独，以生命来雕琢每一字，每一句。

智量先生说，他曾经也很想死，在河北平山县的滹沱河边，但最后，他把帽子扔进了河水。从河北又辗转给发配到甘肃，还好尚有远在上海的家人牵挂着他。兄长给他寄了路费，打电话对他说：“不惜一切代价你都要回来。”1960年年底，智量终于因病侥幸回到了父母和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身边。带回的行李除了那本俄文版《奥涅金》，还有一大包花花绿绿的废纸。那些正是在深山僻村里，从深夜到凌晨，凑着煤油灯如豆的光，他撕下糊墙纸，找来香烟盒、草纸，密密麻麻地用圆珠笔、铅笔、钢笔记下的白天劳动间歇想好的诗句。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全家人包括嫂嫂、儿女都帮智量先生誊写整理过这些翻译的手稿。

1962年年底，被“摘帽”后的北大俄语教授余振先生终于在上海和心爱的弟子重逢。看着学生攒下的译稿，师徒二人不禁泪眼相对。拿出家藏的《四部备要》，余振先生冒着寒风到福州路卖了，把钱塞到弟子手里。“继续翻吧，我帮你改。”余振先生说。智量至此知道自己不能放弃，也不舍得放弃。困顿的岁月，从此有了光。

和父亲和两个孩子住进兄长安置的家徒四壁的房子，在最艰难的时期，智量在黄浦江边扛过木头，打过杂，晚上回到家，粗陋的菜饭一端上桌就被两个孩子一顿狼吞虎咽吃完了，智量和父母常常相视一笑，而后就这样饿了一夜。但他仍然每天早起晚睡，偷偷翻译《奥涅金》。因为这是他活着的理由。

一场60年的厮守

春回大地。1978年，经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的努力，智量终于从一个没有单位的人破格成为了华师大教师，那一年他50岁。

1979年，华东师大文史楼315教室。从北大老师、文研所研究员一路急转直下变成被改造对象和做体力活的工人后，整整20年过去了，王智量重新走上大学讲台，讲俄国文学，讲《奥涅金》，并用充满激情的俄文朗读。走廊上、讲台前或站或坐挤满了人，有大学生，也有进修教师、社会青年。讲到普希金为爱情决斗中枪倒地时，他脱下新买的羽绒服扔到地上。窗外大雨滂沱，整整一分钟，100多人的教室鸦雀无声。

2013年，华师大出版社出版了18卷的《智量文集》，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智量先生在1978年复出以后完成的。其中还有一段“教学编”，收入的就是1979年的讲稿。“每天只睡几个小时，4点半起床，一分钟都不浪费，就是想把那20年补回来。”智量先生笑言，吃过真正的苦后，之后所谓的苦都变成了甜。

1981年，经同事介绍，智量先生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达吉亚娜”。吴妹娟是社科院的工程师，两人算得上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当年，译文出版社找到智量先生，想请他翻译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那一年，白天智量先生要上课，回来就对着录音机直接口译。夫人下班后，则坐在写字台前一边听录音，一边记录先生的译文，再交由先生修改订正，80万字就这样在两人的合作下完成了。

1982年，王智量前前后后改了不下十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第一次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在国内数个译本中，被誉为“标志性的译作”。而因为余振先生一句，“太好了！只可惜你没有把诗行搞整齐啊。”遗憾的是，当智量先生终于严格遵循老师的教导和观点，改出了一个每行十个字、整齐押韵的译本时，余振先生已经去世了。

总是大声笑着的智量先生其实泪点很低，有时说起什么，眼眶立刻就湿了。在他的诗人气质和书生本色之中，蕴含着生和死，苦难和涅槃。

一部《奥涅金》，历经60年，智量先生为这部普世性经典贡献了两个中文译本——自由体和古典体。他将大半生时间用来与一部经典名著“长相厮守”，成为翻译界的绝响。他的身上凝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博学、勤奋、坚忍、豁达。

记者手记：一张红木书桌

1986年，智量先生在夫人的帮助下翻译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出版了，一共收到了5000多元的稿费，当年也算是巨款。拿到稿费的第一天，两人就去淮海路上的家具店，花了1400元买下了心仪很久的一张红木书桌，“非常大，人都可以睡在上面”。智量老师笑着补充道。前两年，曾经有人想花大价钱请智量老师转让，被拒绝了。

就在这张红木桌上，他究竟做了多少事呢？好像算也算不过来。如今最令他深感遗憾的是，涅克拉索夫的代表作《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德国诗人海涅的《归乡集》、叶赛宁的《抒情长诗》这三本诗集译稿再也找不到了。那些年，没有课题，没有经费，没有合同，没有约稿，“我喜欢的诗集，我就拿来翻”，他就一路顾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我一直相信妈妈说的，我是会遇到贵人的。”老人笑得开怀。而他口中的“贵人”包括师长、家人，还有那些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曾经给予他帮助的，那些同样处于最底层的善良的人们。智量先生说，“我最怕提到妈妈。她教会我太多，又为我吃了太多苦。”母亲是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生，在智量先生不过三四岁光景的时候，便牵着他的小手，指着沿路的房子、树、小狗教他英语单词。然而，除了语言能力之外，影响智量先生一生的是母亲的金句：做人要凭良心，最后必能逢凶化吉。

虽然四次受到邀请，因为种种原因，智量先生一辈子没有去过俄罗斯。他一生超越物欲，从不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但亦会路见不平一声吼，被夫人称为“爱管闲事”。他的祖父王世镗是中国近代书法家，曾经做过县长。或许亦出于血脉的传承，老年后，智量先生拿起毛笔画虾、画兰花，亦是有模有样。

“他其实就是奥涅金呀。”一旁的夫人对我们说。

（吴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