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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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本《河州志》有关朱绅的记载
说起明代的抗倭人物,人们自然便会想起戚继光、俞大猷,但很少有人知道临夏也有一个,那就是御史朱绅。
进士及第 授为御史
朱绅(1424—1494年),字大用,自号逃竽野人,明代中早期人,祖籍今安徽合肥。其祖于明初戍守河州,其曾祖父朱齐、祖父朱通、父亲朱文,皆为军籍,后迁居河州城(今临夏市)。
朱绅幼年聪敏,好学勤思,后入私塾学习,拜河州名儒李璟和正统四年(1439年)中进士的的邑人王竑为师,学业优秀。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考中举人,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参加甲戌科会试,以贡士第一百九十六名、殿试登进士第三甲第六十八名的优异成绩中进士,随后被授为江西道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是古代的一种言官,简称御史,始设于隋开皇二年(582年),由原来的检校御史改为监察御史。唐代御史台分为三院,监察御史属察院,品秩不高而权限广。宋、元、明清因之。明清时期废御史台设都察院,通常负责弹劾与建言,设都御史、副都御史、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分道负责,因而分别冠以某某道地名。其官职品级其实不高,明代仅为正七品的官员,供职于都察院,但权力很大,主要职责是刷卷、巡仓、巡江、巡城、屯田、印马、巡视粮储、监收粮斛、点闸军士、管理京营等,其最大的权力是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弹劾违法乱纪和不称职的官员。
明代对监察御史的选授极其慎重,自明永乐八年(1410年)以后,规定监察御史必须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明会要·职官五》引《三编》记载了一件关于御史选拔的事。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朱棣召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前来,一一询问每个人的出身情况。这些人回答,他们大都是由进士及监生选拔而来,惟有洪秉等四人是由小官吏选拔而来。明成祖便说:“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于是对不是进士及监生出身的洪秉等四人,将其从监察御史中开缺出去,并下诏说:“自今勿复用吏。吏部,著为令”。
明代对监察御史的督察也是十分严格,处事若有差失,惩办也极严厉。据《世法录》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御史雷励误把良民判为徒罪。明太祖查获其事,责之曰:“朝廷能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并命法司论雷励之罪,以示警戒。可见有明一代,对监察御史的选授和督察都是十分严格的。
政绩卓著 破格提拔
朱绅在担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期间,负责督理云南、山西、直隶(今河北)等地,为官清正廉洁,弹劾不避权贵,兢兢业业,克忠厥职,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不结党营私,洞察舆情,办事干练,所到之处颇有政声。明英宗向其询问各地郡王之事,其回答客观公正,有理有据,完全符合明英宗的看法,受到了明英宗的称赞,并御笔题写了“御史朱绅,老成忠厚”作为嘉奖。
朱绅在监察御史任上一干就是九年。凭着超群的工作能力和皇帝的赏识,天顺七年(1463年),朱绅从正七品的监察御史一下子破格晋升为正四品的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按照明代惯例,各省按察司巡海副使一般都是从正五品的各省按察司佥事中提拔的。《英宗实录》记载:“天顺五年(1461年)正月,升广东按察司佥事陈濂为本司副使,专巡海道;天顺五年(1461年)三月,升陕西接察司佥事王凯为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朱绅从正七品直接提升为正四品,同时跨越了从六品、正六品、从五品、正五品、从四品五个级别,可谓平步青云,连升五级,这在明代官场中是十分罕见的,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朝廷对朱绅能力的充分肯定和重视。
抗倭有功 提任贵州
朱绅担任的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是明王朝专为防备倭寇,并防捕海盗设立的官职,其与备倭都司一起,为浙江省级层面负责浙江沿海海防、防备倭寇事宜的最高官职,位高权重,责任重大。
倭寇一般指14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元朝末年,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后来北朝取胜,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军海运建设,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明正统年间以后,随着朝廷组织的大规模下西洋行动的停止,政治腐败,海备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入犯次数和频率不断增加,沿海形势一度比较危急,地处东南沿海最前沿的浙江,是倭寇侵扰的主要省份之一。当时的倭寇盘踞浙江沿海一带,并数度冲击沿海卫所。如正统四年(1439年)五月,倭船四十余艘,攻入浙江台州桃渚干户所,接着倭寇又攻陷浙江宁波大嵩千户所、昌国卫。沿海卫城、所城接连被倭寇攻陷,为前所未见,给浙江等沿海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引起朝野震动,明英宗下诏加强沿海兵备,诛失事之将官三十六人,朝廷为此曾经増设了一些巡海官员,包括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等临时性的官员,并派遣户部侍郎焦宏到浙江整饬防备倭寇。
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正是在这一大历史背景设立的,也符合当时备倭形势之需要。据嘉靖年间的《观海卫志》记载,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的初设时间是天顺四年(1460年),“副使一员,奉敕巡视沿海诸卫所,协同备倭,总督整理边务”。同时还负责巡察兵备、学政、海防、清军、监军等职责。
朱绅果然不负皇帝和朝廷的众望,到任后看到倭寇随时都有可能来侵扰,而海防松弛,城池低矮,兵力不足,便加紧巡督海道,积极加强海防力量,整顿兵备,修筑炮台,加固加高城池,使倭寇不敢正视。同时,兴建学校,修筑海堤,设立义仓赈贫济困,保证战时军队粮需,重名节道义,廉明正直,受到当地百姓爱戴,声明远播海内,时有“靖海蜚声”之誉。
明成化八年(1472年),朱绅因在浙江按察司巡河副使任上政绩突出,又被破格由原来正四品的按察司巡海副使晋升为正三品的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明代官职名,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不久又升任为从二品的贵州左布政使(明代官职名,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管理一省府、州等各级官员,考核政绩,掌控财赋,设左右两个布政使,以左为尊)。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山穷地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百姓生活贫困,又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境内少数民族众多,由于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导致这些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朱绅上任以后勤政爱民,薄赋轻徭,爱惜民力,奖励农桑,同时对少数民族上层善加安抚和笼络,确保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政通人和,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政声显著。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六月,鉴于朱绅担任贵州左布政使任职达十年之久,按照组织惯例,时任吏部尚书的尹旻计划将时任广东的左布政使彭韶调为贵州左布政使,将朱绅另调他处任职。但是,调动奏折上奏到明宪宗时,被明宪宗以影响贵州的稳定为由而未能实行,足见朝廷对朱绅的倚重和对其成绩的肯定。
朱绅晚年因年老多病辞官归乡。回乡后,朱绅低调做人,简朴生活,对子孙要求甚严,处处言传身教,时时督促教导,尤其注重气节的培养,七十一岁病逝于家中。其后代人才辈出,其中以明末任山西朔州道转大同兵备道加分巡副使的朱家仕最为著名。
(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