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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三次从江南回山东老家。

第一次在襁褓中，由母亲抱着去的。后两次由父亲带着，我已上学，有了印象。所以，在读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时，格外眼熟和亲切，虽说老家与高密有一段距离，但那些风土人情并无异样。10岁那年，刚过完春节没几天，父亲便带着我们兄妹两人启程去山东老家。那时奶奶、大爷、大娘都在。还未进门，奶奶和大娘裹着小脚就笑着迎上前来，走起路来有些晃悠；大爷下巴上有一圈黑黑硬硬的胡茬，在一旁话不多，拿着杆烟管吸几口，又啪啪地往鞋底板磕掉烟灰。院子被一道土墙围着，从低矮的木门进去，院中有一盘石磨，边上有砖头搭出的土灶，一只老旧的风箱慵懒地卧着。正面北房是大爷大娘的卧室，东面紧挨的是奶奶的住房，而我们则住在西厢房，虽然老旧，但是已被收拾干净，床上放着两床新洗过的旧被子。每个房间都有炉筒伸向墙外，炕烧得热烘烘的。村里父老乡亲闻讯一拨一拨地赶来串门，父亲不断起身迎候。屋里挤满了人，有的盘腿坐上炕头，有的站着，我睁着一双陌生好奇的眼睛打量着他们。屋子里摆放着一张黑漆低矮的小方桌，桌面油腻而缺角少棱，中间点着油灯，平日用作吃饭。大伙儿端个小板凳，围桌而坐，没凳的就坐在炕沿上。多年未见，却未见生分，天南海北地唠着，在如豆的灯焰里，不时地往炉中添着煤块，每个人的脸被火光映得亮闪闪的。

那会儿天气仍冷，地上积着厚厚的冰雪。尽管如此，天一放亮，村里三三两两的人就从屋里出来了。有老汉背着篓筐，拿根棍棒，去村外拾粪；有妇人拿着簸箕去村头的石磨磨粉，远远望去，他们身上罩着一团白色的雾气。也有孩子跟着大人端碗小米稀饭或啃着煎饼蹲在自家门前，一边看着过往的人，一边相互打着招呼。老家虽处平原，再往里走，就是山区了。那时村里的光景也如天色般灰蒙蒙的。我们去了，大爷尽力改善生活，小方桌上时而添个芹菜炒肉、炒个鸡蛋，大爷有时还跟父亲喝点老白干，也就是土烧酒。那白色的陶瓷酒盅很小，只能盛下浅浅一口酒，见他俩抿口酒，眉头一皱，嘴中发出“嗞”的一声，想必这酒一定很冲。许多时候，吃的主食就是煎饼，那金黄色的饼烙好后，被叠成厚厚一摞放于荆条筐内，吃时拿过来，再随手拿过棵大葱或裹点咸菜就填入肚中。我脑海马上浮现起途中火车上听到的山东快书《二分钱》里的一句词“不吃咸菜吃香菜”。我最初也就图个新鲜，这些食物吃多了就味同嚼蜡，总感到肚子里缺油水。有次，去村杂货店看到有咸带鱼，回来就嚷着要吃。大爷买回一条，那炸出的香味实在诱人，可这在南方最普通不过了。还有回，住在大爷家隔壁的二大爷要去赶集，我缠着也要去，但父亲不让去。二大爷笑着说，给你买块狗肉来。傍晚，二大爷回来了，果真带回一小块烧熟的香喷喷狗肉，我好一阵乐。到村里没几天，我就与一帮刚结识的小孩混熟了。平常除了跟父亲串门，就和他们一起在村里玩。常带我的是二大爷的儿子，叫国民，大我几岁。我们去村东头的河边看挖藕，几个农人穿着连体胶衣，敲开冰层，从河底挖出莲藕，沾着污泥的藕被一根根扔在岸上。而紧靠河边的土坡上，长着一丛丛灌木林，那些光禿禿、细细的荆条，在寒风中一会儿弯腰，一会儿伸直。有妇人正在砍伐，然而把砍后的荆条堆在一起，就地编织起藤筐。国民还带我去了一户农家的地窖，顺着木梯下去，里边显出一个宽敞的空间，堆放着地瓜、萝卜等蔬菜。我感觉像走进了地道，面对陌生的北方乡野，一切都吸引着我。

很快，正月十五到来了。大爷拉出猪圈里的一头猪准备杀了过节，院子里一下围上好多看热闹的人。几个帮忙的人先准备一个盆子，手忙脚乱地把猪按在门板上，一刀捅到猪脖上，没想到血还没放尽，猪挣脱后嚎叫着满院子奔跑起来，急得几个人在后面追，那场面既血腥又有些滑稽。大爷把杀好的猪肉除自己留下和分了些给亲戚外，大部分拿到集上卖了。正月十五在北方是个隆重的节日，踩高跷、演社戏、放鞭炮，比春节还热闹。那天，大娘包了饺子，还做了牙子灯，那灯用面团捏成船形，里面置上灯芯，放些油，点燃后托在手中。夜晚，各家小孩点着牙子灯从家中走出，小火苗在手中闪烁，星星点点地在夜色里汇成一条火龙，这大概是我儿时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元宵节。那晚，我还随大人去邻村看吕剧，露天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头，踮起脚也看不到台上演戏的人，只有那曲调忽远忽近地从台上飘来。

回家前几天，父亲说，你陪奶奶住一晚吧。父亲离家多年，我后来能感受到父亲当时的心境。记得来山东前，母亲专门在父亲的内衣口袋里缝上线，那里面放着给奶奶的生活费和路上盘缠。父亲带着我们，背着大包小包，踩着积雪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自己的村庄。晚上去奶奶屋里，奶奶亲昵地拉着我的手，一边跟我唠嗑，一边把父亲带给她吃的食品不断塞给我。那晚，我就睡在奶奶的脚后给她暖被子，把奶奶乐得直夸孝顺。

告别时，奶奶等乡人一如当年送父亲上部队时一样，站在村口，一直远远地望着我们，而父亲也不断回头望向奶奶。

啊，父亲的村庄，我的故乡。（陈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