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是一种凭证。《说文解字·竹部》：“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后汉书·杜诗传》：“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西北汉简中的“符”，由于地理因素影响，材质以木为主。“符”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是用于“征调”的，包括赴任符、出入符等。

(资料图)

赴任符

被“征调”前往某处任职的人，需要先领取证明身份的凭证。汉时新官需要持一种叫“符”或“府符”的物件到任职处报到。

“十一月己未，府告甲渠鄣候：遣新除第四隧长刑凤之官，符到，令凤乘第三，遣骑士戎诣殄北乘凤隧……”（《居延新简》）

这是居延都尉府发给甲渠候官的通知，说都尉府将派遣刑凤到甲渠候官担任隧长，看到此符时就可派人带领他到任职处去。

如果不慎遗失，就要书写情况说明缘由了。

“新除第廿一隧长常业代休隧长薛隆，乃丁卯餔时到官，不持府符·谨验问。隆辞：今月四日事时受府符，诣候官，行到遮虏，河水盛，浴渡，失亡符水中。”（《居延新简》）

这是新隧长常业遗失赴任符的情况说明。他本该拿着府符到任职处报到，但走到遮虏隧渡河时，因为河水太大，所持之符落在水里了。

出入符

官员赴任的途中往往要经过关卡，因此需要政府发放允许出入关卡的凭证。

“始元七年闰月甲辰，居延与金关为出入六寸符券，齿百，从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关。符合以从事……”（《居延汉简甲乙编》）

“始元七年闰月甲辰，居延与金关为出入六寸符券 ……”（《居延汉简甲乙编》）

简末序号是符的编号，政府制作了一千枚符，每一枚写明编号，已见者还有第七、第十、第九五九号等。符左上角的刻齿“”表示“百”，即符文“齿百”。西北汉简用特定形态的刻齿表示特定的数字，“－”表示“一”，“＞”表示“十”，“”表示“五十”。关口检验时，如果符的刻痕可以对上，就可以过关。

吏家属出入符

官员赴任常常带着随行人员，比如家属。他们出入关卡需要专门的“符”。

“橐他通道亭长宋捐之妻大女觻得常乐里宋待君年廿二

永始四年 家属符尽十二月……”（《肩水金关汉简》）

符上标有使用期限、随从人员与官吏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籍贯、姓名、年龄和使用的交通工具。

在农耕社会，为了维护农业生产稳定，统治者常常会加强户籍管理和抑制人口流动。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之下，人员迁徙需要户籍所在地、途中关卡和接收地的批准，由此产生了一套完备的凭证制度，西北汉简中的这些“符”，就是汉代人口管理制度的直观体现。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强基班学生 谢颖诗）

（兰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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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晚报：甘肃简牍的书体演变

甘肃是简牍之乡，从1907年斯坦因获得敦煌汉简到后来的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马圈湾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的考古出土，甘肃先后共有六万余枚秦汉简牍面世，其中汉简的出土量占全国汉简出土量的82%。这些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秦汉简牍不仅是研究秦汉时期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的珍贵资料，也是汉字从篆书到隶书直到后来的行、草、楷各种书体发展演变的直接载体。我们从中能清楚地看到字体从秦篆转变为隶书、草书和行、楷的早期演进过程以及各个不同时期书体的风格特点，借此能够深入了解秦汉简牍书法的艺术风格发展和影响因素。

汉简中的篆书和隶书

在甘肃，汉代篆书相关出土文物数量比较少。与秦篆相比较体格近方，而且笔法已有隶意，因此后世将汉代这种渗入了隶变形构的篆书称为“汉篆”。 甘肃出土最具汉篆特点的墨迹留存至今的主要代表性帛书之一有甘肃简牍博物馆藏“张掖都尉棨信”帛书，1973年出土于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绛红色缯帛，高21厘米，宽16厘米，上端有素绂，篆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棨信是一种表示题表的旗帜，为官吏出行时系悬于竿上的仪仗之物。“张掖都尉棨信”仅仅六个字，但显示出的篆书写法和动态线条的清劲刚逸特点，反映出西汉晚期敢破敢立汉篆书风的书法精神，颇具个性特色。

秦隶起于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于战国后期，到汉武帝时期衰落。其特点是形式和结体明显带有篆书结构，却已极少屈曲盘绕线条，其书体介于篆书和汉隶之间。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古隶墨迹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的“天水放马滩秦简”，计四百六十枚，成册于战国秦王政时期，可分为甲本、乙本及墓主记等三部分。皆为古隶书体，字形略扁，用笔重起轻提，线条不见分书的蚕头燕尾，有时显的短笔画快有跳跃感。肩水金关汉简经典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也有古隶意味。汉隶是由古隶发展演变而成，有完整的蚕头燕尾形态和破磔用笔，其特点为笔势生动，风格多样。汉隶书体简占甘肃出土汉简书体80%以上，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相利善剑刀册”，内容主要是辨识宝剑的标准和方法。共六简，容字二百一十个，标准八分隶书，墨色如新，结构横扁，十分工整，笔画少变化，代表汉代官方八分隶书的较高成就。

汉简中的草书与行书

甘肃简牍书体章草比较成熟，在汉简墨迹中是一种相对独立且辨识度较高的书体，又是由草隶向今草体演化的过度体，形成于西汉中晚期，盛行于东汉至魏。主要特征是打破隶书方整、规矩、严谨的写法，将早期草书和汉隶相融，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扁方，笔带横势，用隶之笔法，却破了隶书法度，结体得到了很大的简化；笔画存有波磔但十分简省，书写自由、节奏感强，线条质朴凝练；章法上字字独立，大小不拘，极少连绵。章草简牍的代表性简册有马圈湾汉简中的章草简和居延新简《隧长焦永死驹劾状》。启功先生在描述汉代章草时说：“汉代草书简牍中的字样，多半是汉隶的架构，而简易地、快速地写去，所以无论一字中间如何简单，而收笔常带出燕尾的波脚，且两字之间绝不相连。”应该说《死驹劾状》简册代表西汉末东汉初发展成为约定俗成的日常草体技法。而马圈湾汉简中的章草简也是代表简册之一，字数多，草化比例高，和《死驹劾状》相比又独具特色。

行书书体是在书写中形成的无定制的书体，并非楷书产生后的半真半草。行书产生的时间很早，只是表现形态不同。人们观念中的行书，也是在“隶变”过程中形成的，到东汉晚期成熟。甘肃简牍中的东汉早期行书墨迹，多属含有草书、分书笔意的一些“大象无形”之迹，是字形风格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综合众多出土资料考察,可确定行书萌芽可追溯到西汉，正式产生大体在东汉至魏晋之际。

汉简中的楷书与帛书

楷书作为一种通用字体是在南北朝时期，而其发端则要追溯到西汉中晚期。完整的楷书简在金关汉简和其他西北汉简中并不多见，单字楷书穿插于其他书体在简牍中则稍微常见一些。目前完全的汉代楷书简几乎看不到，有些汉简上的楷书意向已经初见端倪，如1974年8月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22号房址内《建武三年城北隧长病书》册，有完整的纪年“建武三年”，为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公元27年）。全文属于正体隶书，但是个别字已经出现了楷化现象，如“月”“匈”“勺”、“朔”等字偏旁，提顿笔、趯钩笔均出现，这些属于早期楷书笔法。第三简末批语“今言府请令就医”为大字粗笔草书，这是东汉简上行、下行文书常常出现的现象。同时期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的《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湖南长沙的三国吴简和长沙东牌楼简也有此现象的存在。因此楷书出现应该在西汉末至东汉初年。

帛书源于春秋，盛于两汉，与简牍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汉代称蚕丝织品为帛或缯，因此帛书也称缯书。与简牍相比，缣帛的书写篇幅较广，据传汉代织造的丝帛尺余宽，长四丈，可根据需要随意裁剪，故帛书笔画不易受面积影响，加之缣帛较之简牍更轻便柔软易于携带，所以，在纸普遍使用之前，缣帛是一种很好的书写载体。现存的文献中有关帛书的记载，大都与皇室、贵族有关。汉代帛书书法除了“张掖都尉棨信”为篆书书体以外，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元致子方书》也是汉代帛书隶书书体代表作之一，为标准汉隶。黄绢分书十行，三百二十余字，是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私人帛书书信墨迹，写书人名元，受书人名子方。用笔峻迈，线条劲逸，是汉代帛书书法精品。

（本文作者系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