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讯（记者 孙云）今天上午9时20分，在宣布法庭纪律后，随着法警将21名在阿联酋迪拜从事跨国电信诈骗的被告人押进松江法院大法庭，这起跨国电诈案正式开庭审理。台下的旁听席上，被告人的众多家属面色紧张凝重，有的一看到家人走上被告席，就开始拿起餐巾纸拭泪，被告人也在进出法庭的过程中转头看向旁听席，与家人眼神交流。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触犯了法律必将受到惩罚。审理持续到中午，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案件将择日宣判。

通过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自2019年以来，胡某、朱某（均另案处理）等在阿联酋迪拜成立窝点，专门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从我国境内招募讲师、业务员等人前往迪拜，一起在窝点里实施针对中国境内居民的电信网络诈骗。今天公开审理的本案被告人王某等21人均为经人介绍或以人拉人的方式，出境加入该窝点参与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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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拜，团伙成员分工清晰：有主管人员采购手机和实名微信号，进行“养号”；业务员拿到“养好”的微信号后，由国内引流团队“上粉”，即将被害人引至业务员的微信号，业务员通过话术、聊天等取得被害人信任，引导被害人至“某TV”等直播间观看讲师讲课；讲师通过虚构有内幕消息、内部席位等方式，将被害人引流至诈骗窝点自制的“某某资本”“某某资产”等诈骗平台进行“投资”充值，然而，被害人事后却发现，所谓的盈利根本无法提现。

在松江几名被害人报案后，松江警方成立专案组，在今年3月至4月期间，陆续抓获部分犯罪嫌疑人，另有部分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这一团伙至案发时止，经查实的骗款已达到人民币500余万元，到案后，部分嫌疑人退赔部分诈骗钱款。

公诉人开始讯问被告时，首先接受讯问的王某系2021年3月到迪拜，2022年下半年离开，他自称“在公司里帮胡某做一些事情”，公诉人追问“‘做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王某说自己是负责租房、买菜、开车送人去胡某处开会的。在公诉人、法官和辩护律师的追问后，他才承认自己在该团伙任行政主管，要去取用于诈骗的手机、电脑，并负责“养号”，以便于业务员用这些号“去和客户聊天”。此外，自己送人到达胡某处后也留在现场，并对胡某召集众人针对中国境内公民展开诈骗的事情知情，胡某曾许诺如果“业绩”做得好，就给2.5%的提成。

在回答问题时，王某始终避免使用“电诈”“诈骗”“团伙”之类的词语，而是用“事情”“公司”“业务”来表示。庭审中，辩护律师询问王某作为行政主管，是否有过正式任命，对此，法官打断其发问指出，今天审理的系一个涉嫌诈骗案件，虽然被告人在口头和笔录中口口声声称“公司”，但这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完全不同，所以，询问其职务是否有正式任命并不合适。

讯问的第二被告人系团伙内部讲师，他表示讲师团队都没有金融、证券等方面的专业资质，整个团队可以拿到诈骗总额3至5%的奖励，他作为讲师负责人，拿到其中接近1/2的“奖励”，自己用这些钱去买了苹果手机、路易威登包，还拿出数万元用于购买房产，胡某还送了他一块手表。

在法庭讯问中，每一名被告人的回答态度显著不同。其中，有的被告人承认自己诈骗所得18万元，现已全部退赔，并愿意缴纳罚金，也有其他被告人表示愿意继续退赃退赔。一名被告人称，自己的学历系初二辍学，在聊天群里寻找装修工作，被骗到阿联酋“去装修”，去了以后却被安排打字聊天，但是他打字很慢，所以又被安排学习各种炒股话术，学了一段时间后让他试讲做讲师，还“不能吞吞吐吐，要讲得有气势”。他觉得工作有异常，便想借儿子生病等理由回国，但“老板”说自己花了很大代价把其弄过来，不能这么快放他回国。

也有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认可。在公诉人对其中一名技术人员进行讯问时，其承认自己负责技术对接，但是只是拿工资，没有和被害人直接接触，甚至不知道团伙在诈骗，所以对涉嫌诈骗200万元的说法不认同。但公诉人进一步讯问其核实，其使用一款无法核实身份、阅后即焚的加密聊天软件与团伙成员联系，负责不断将若干不同的收款账户“挂”上炒股APP，且“公司”规定内部“员工”不留真名，每过一段时间即销毁资料，每月胡某给其工资2.5至3.8万元，还给其母亲账户转钱，如此种种显然有悖常理，所以他也觉得“其中种种行为违反证监会规定，有问题，想离开”。

之后，法庭又陆续审理了其他被告人。经过一上午的审讯后，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公诉人指出，本案中的被告人均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观上存在诈骗的故意。从犯罪的地点环境来看，行为人都是在境外通过服务器对国内人员进行虚假宣传投资项目，该模式本身就很异常，且被告人均具有较好的文化水平，具有基本常识的人均可以察觉到该行为存在违法性质。从行为方式来看，被告人之间形成多个团队，并有负责人对工作内容进行统一安排，相互配合，工资收入都是通过业务量进行提成，虽然分工有所不同，但整个团队具有完成诈骗业务的统一任务，不同成员的行为均存在诈骗方式。从行为次数来看，被告人实施诈骗的时间持续较长，被骗的投资人人数众多，诈骗次数频繁，据此亦可推断具有主观明知的故意。

此外，境外电信诈骗犯罪由于跨越了国境，涉及跨境证据的提取和众多电子证据，导致被告人对应的诈骗金额认定难度较大。本案中对于部分被告人犯罪金额的认定采用了2021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中的规定，即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在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达30天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期，跨境诈骗案件格外受到市民关注，本案则是一起典型案例。从本案可以看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趋向公司化、集团化，由于利用了境外服务器，隐蔽性较强，导致打击该类犯罪的情况复杂，证据链条存在缺口。该类案件涉及的被害人众多，涉案金额较大，社会危害性严重，故亟需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出发，溯源治理，从而达到遏制犯罪蔓延之势，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