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峪摩崖石刻外景
□郎照玉
【资料图】
去年六月,我在结束了天水市张家川县采访之余,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拜谒了仰慕已久的东汉摩崖石刻《河峪颂》。因为我在三年前当《甘肃书法》编辑时曾做过专题,配有省内几位金石研究专家写的系列品鉴文章,但那时作为编辑,也只能从最简单的整体把握、个别字句、语法等最基本的方面进行编辑,从文字、图片里面了解大概。今身临其境一睹真容,很是震撼。
对于甘肃东部的汉代摩崖石刻,《西狭颂》早已为人熟知,然早于该颂21年的《河峪颂》,至今藏于深山人未识。要不是此次采访,我也不可能来到这里一睹此碑风采。
关陇道之恭门镇河峪关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扼控陕甘交通孔道,两汉之际为防卫诸羌要地。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朝廷为确保关陇道畅通,在恭门镇河峪关设置驿马,史称“河峪关驿”。为抗击羌人对汉朝西境的侵扰,东汉汉阳郡太守刘福(字伯寿)下令屯兵恭门镇河峪关。同时,率领民众整修关陇古道,为朝廷渡陇西征提供交通便利。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为纪念故太守刘福的历史功勋,由汉阳郡郡吏赵亿奉命负责,经吏民通力合作,在恭门镇河峪关东北山麓建造摩崖石刻,将刘福善政亲民的君子之德和施惠于民的显著政绩昭告后世。
《河峪颂》摩崖石刻由于地处关山深处,历代金石著述均无记载。民国方志、金石学家张维(字鸿汀)的《陇右金石录》虽收载甚多,亦不见著录。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方被有识者发现,以颂之主人名之,被称为《东汉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因摩崖石刻地处恭门镇河峪关,又依地而名之《河峪关颂》,简称《河峪颂》。该摩崖石刻1987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6月1日,经甘肃省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河峪颂》依摩崖既凿又锉,刀法干练、劲健质朴、古意盎然,虽经两千年风雨而笔意犹在,魅力无穷。
《河峪颂》原石
所处位置及碑文识读
东汉摩崖石刻《河峪颂》位于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村,在村东的小河北岸,为河流冲积形成的狭长台地,台地北侧为花岗岩质石山,山上岩石风化破碎,生长着新生的茂密松树。在一块较为完整的石面上,刊刻着《河峪颂》。该刻石整体为花岗岩石质,呈不规则竖长方形,纵约130厘米,横约110厘米,由于崖面粗糙,中下部剥落。碑刻字体为阴刻古隶体,正文字径约6厘米,共15行,每行残存5—18字不等,除存疑和脱落不辨字外,结合文献可辨识约134字。
识读碑文了解到,东汉和平元年,汉桓帝刘志在位,其为汉章帝刘炟曾孙,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蠡吾侯刘翼之子,是东汉第十一位皇帝。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析陇西郡地增置天水郡。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刘福于史无载,从碑文可知字伯寿,是汉景帝幼子刘舜的后代,曾任汉阳郡太守。
碑文的撰文、书丹和镌刻
一件碑刻的完成,需要撰文者、书丹者和石匠三个人合力完成。在汉碑上还没有发现明确的撰文者,一般情况是撰文者为郡属官吏。在汉碑中也有少量署名的书丹者,但身份还是该州郡所属官吏。至于镌刻,是石匠,即古人所谓“石师”的工作。
碑文最后一行有“陇赵亿建造”五字。有人认为赵亿就是赵壹,因此赵壹是碑文的撰文者和书写者,这种观点没有足够的证据。赵壹(公元122年—196年),字元叔,古汉阳西县(今天水西南)人,东汉辞赋家。本名懿,因避司马懿名讳,被《后汉书》的作者改名为“壹”。他生活的年代,大致是东汉灵帝时期,在《后汉书•文苑列传》有记载。“懿”和“亿”不能相通,此其一。按照汉代碑刻的惯例,碑文后面往往有出资赞助人的题名,他们大多是碑主的门生故吏,但不一定是撰文者和书丹者。撰文和书丹者都是当时官府的文吏或书佐,他们的名字还很少会出现在碑文中。赵壹性格耿介狂傲,地方官府多次征召都没有答应,这样的人又怎会充当文吏和书佐,撰写歌颂太守的文字,此其二。“建造”一词的主语,在汉碑中具体所指不详,但《曹全碑》和《西狭颂》碑文后都有“造”这个字,意思应该和《河峪颂》一致,其主语有可能是负责刻碑工作的人,也可能是承担采购石料和镌刻工作的石匠,但可以肯定不是撰文者和书丹者,此其三。碑文为“陇赵亿建造”,“陇”是赵亿的籍贯所在,按今张家川县在东汉时期为陇县,有可能赵亿就是陇县人,即今张家川县人,而这与赵壹籍贯不符,此其四。所以,此赵亿非彼赵壹,此处的赵亿就是石匠,不是辞赋家。
《河峪颂》拓片
书法风格
古人云,凡汉碑,没有不好的。又说凡汉碑,没有风格相同的。事实确实如此,如书家王澍所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在用笔上,《河峪颂》显示出浓重的急就风味。和《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石门颂》一样,点画没有太多的修饰,典型隶书的蚕头雁尾几乎看不到。石匠只是用凿子按照文字的结构刻凿出来,于是在拓片中形成了几乎没有粗细变化,像屋漏痕一样充满篆籀古意质感的点画。由于石面不平整,长的点画不能平直,点画的轮廓也是毛而涩的,不能光滑,显得细劲古拙、率意老辣,极具郁郁勃勃的生命力。
在结构上,《河峪颂》以方折为主形成基调,但并不平淡。一方面将有些有圆转主笔的字如“乃”“之”中的圆转以及有些字的车字底处理成方折,以协调基调;一方面却在外轮廓方正的字如“守”“约”“迨”中,将原本平直的点画处理成圆转的弧线形点画,以之对封闭的空间进行分割,形成出其不意的审美效果。字内的短笔画造型活泼,如“刺”“不”“柔”“术”等,形态各异的短笔画在长笔画分割出来的空间中顾盼、跳跃,和曲折的长笔画一起,使整个单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单字的外形虽然以方为主,但并不大小一律,既有可以拉长的字形如“不”“之”“乃”等,使字距缩小,字内空间加大,显得宽博舒展;也有一些竖长的字形如“柔”“喜”等,任其竖长。无拘无束,天真烂漫。
章法上,《河峪颂》总体来说虽没有明显的界格,但纵有行、横有列,属于典型的铭石书书写风格。但如同《裴岑纪功碑》和《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由于行间茂密,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气脉相通,形成了雄浑朴茂、凝重简率的规整之力无法束缚的磅礴气势,这正是汉代人的审美追求。
(新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