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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上海，乍听上海话，当然会觉得很不同。

作为一名外省人——而且是千里之外的外省——初到上海，乍听上海话，当然会觉得很不同。但这里说的“不同”，还不在于“侬”“伊”“阿拉”等这些字词，更在于一些有关语序、讲法的地方。

一次，我从公司打车去徐汇区的中科院上海分院办事。上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里？”我答：“岳阳路320号。”“岳阳路什么路？”“？……”我一时无语，心想这个司机新手吧，连岳阳路什么路也不知道，我随即解释：“就是徐汇区那边的岳阳路，有个中科院上海分院……”“岳阳路什么路？”司机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仍执拗地问我。我有点恼，但忽然想到他是不是想问岳阳东路或岳阳西路啊？于是说：“岳阳路就是岳阳路，不分岳阳东路西路啥的……”“岳阳路什么路？”这位可真是有性格，一句话问到底了——也许他说这句话的语调、重音也是有变化的，但我当时没听出来——我也不再客气，二话不说推开车门下车走了。“连岳阳路什么路都不知道！”我一边头也不回快步走开，一边气得嘟囔着。现在回想起来，当我愤愤离车而去，人家那位司机倒是在车厢空调的风中凌乱了。这就是所谓“文化隔阂”吧。当时他只消加上一个“和”字，变成“岳阳路和什么路”来问，我也就能听得懂了。但是，当时当刻，前后交流也就一分钟不到，障碍与陌生，两相交叠之下，“冲突”遂不免……

在公司食堂也发生过一次误会。打饭口有一位阿姨，当年五十岁上下，热情热心，爱说爱笑，经常老远就能听到她那上海话、普通话自由切换的大嗓门。那回去得比较晚，人比较少，也便有了和阿姨多说几句的可能。阿姨似乎对每个人都很熟悉，知道你大概什么时候来的，在哪个部门，奇也真是奇了。“阿姨，我要土豆丝、烧茄子……”“好嘞，今天来得晚啦？工作忙吧……小弟，你几岁？”阿姨一边打菜，一边像往常一样说着热心的问话。不过，她最后这半句，让我蓦地就是一怔。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话，一时有点难以回答，心想就算是阿姨想夸赞我“长得年轻”（其时我也快三十岁了），也不至于问“几岁”吧。要知道在我们老家北方这样问话的情形，要么是问确实刚几岁的小娃娃，要么是双方发生了冲突，为表示一种轻蔑才这样说。“阿姨，我几岁？您看我真有那么小吗？”我心里那么想着，嘴里也便这样回答了。这一回或许轮着阿姨“一怔”了，在她看来普普通通、正正常常的问话，怎么就得了一个这样的回复？她一时也不知道怎么接话。这真是稀里糊涂、两相尴尬的一瞬，好在后面还有人继续打菜，于是解了围。很快我也便解开了疑惑，在上海问“你几岁了”并不限于孩童，就是大人甚至老人，也是没问题的。不过确凿无疑的是，在北方，如果问一位白发老人“你几岁了”，是大不敬的。

另一幕，发生在我到上海的第四年。那年我爱人即将生产，于是我去公司人事处请假陪产。“Mathan，请个陪产假，我爱人马上就要生了。”“哦，恭喜你啊，马上升级当爸爸了。小孩什么时候出来？”“……”我刚要感谢对方的祝贺，就被后面半句话堵住了嘴。什么叫“出来”？要么说“生”，要么直接说“出生”，怎么说“出来”呢？Mathan是上海人，难道上海话还有这么难听的“讲法”？……答案不难核实，上海口语里，小孩“出生”确实就可以说成“出来”。这个插曲，再一次让我意识到方言的差别之大与“约定俗成”的力量。

以上仅是初到上海感到“话”有不同的几例，其实还有不少：比如，说2楼时称“两楼”；说很好时称“不要太好”；以及“我是某公司的毛先生”或者“我是朱工”——对他人的尊称，也可以自称的吗？……

这些小风波，今天已成为我的一笔“财富”，回忆起来常会心一笑。记录下来，如果能为每一位正值“初到”上海的新人所参考到，免一点心路历程的波折，便最好不过了。（李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