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三孩生育政策有着广泛牵动性，不光关系适育家庭，还涉及生殖、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只有完善配套措施，才能解决适育家庭不能生、不想生、不敢生的问题。

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多位委员提交了和三孩生育政策相关的提案。1月6日，北京商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到三位政协委员，就如何让三孩生育政策更好落地建言献策。

市政协委员、北京五洲妇儿医院总经理黄金雄：利用辅助生殖技术，降低不孕不育比例

“我国不孕不育发病率为7%-10%。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普及不孕不育防治基本知识，有利于提高公众生殖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育龄夫妇健康孕育”，这是2021年10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的《不孕不育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中的内容。

根据《不孕不育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不孕不育治疗手段多样，通过生活方式调整、中西医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心理疏导等综合手段可以使80%-90%的患者获得妊娠，仅有少部分患者需要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精子、卵子)、合子(受精卵)、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

“现在导致不孕不育的因素比较多，对于输卵管阻塞、精子异常、高龄卵巢功能减退、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治疗或规避遗传性疾病等患者，都可以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实现生育的梦想”，黄金雄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17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有27家，全国各省(区、市)均有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服务可及性不断提高。患者可登录国家卫健委网站查询。

黄金雄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后，来北京五洲妇儿医院咨询辅助生殖的患者多了，多是40岁左右的患者。通过医联体和多点执业建设，我们邀请到了国内知名医院的妇产科、妇科内分泌、辅助生殖等领域专家定期会诊与学术交流，搭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绿色平台，满足患者的辅助生殖需求”。

市政协委员、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朱春梅：加大对儿童健康医疗保障的投入，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

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虽然我国出生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但是出生人口呈现下滑趋势。

朱春梅提到，“生育意愿不强的核心原因在于，养育孩子的巨大经济压力，住房、育儿、医疗方面的福利不健全，工作与家庭时间安排冲突等”。

如何落实三孩配套支持政策，朱春梅从自身行业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儿科医生紧缺一直是很严峻的问题，放开三孩后，儿科医生的紧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儿童医疗健康保障的投入，比如加大对儿童医院建设的投入，完善儿科医生培养体系。我还建议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和待遇，让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个职业，这样才能保障二孩、三孩孩子的健康”。

同时，朱春梅提到要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全科医生执行全科医疗的卫生服务，一般是以门诊形式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手。“全科医生主要是在一些基层、社区医院。如果是普通的小病，患者就可以在基层、社区医院就诊，避免集中到大的三甲医院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朱春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市政协委员、微博CEO王高飞：合理分摊用人单位成本，引导企业主动保障女性生育权益

三孩生育政策也是公众的热门话题，来自微博的数据显示，2021年三孩政策在微博上激起最大反应的是6月@新华社发起的话题 #三孩生育政策来了#，积累了44.8亿阅读、69万的网友讨论。

公众关心的不光有医疗成本，还有生育成本和社会保障，针对这两个方面王高飞认为：应该探索建立科学的生育成本多方共担机制，适度平衡员工和企业利益，强化社会保险保障功能。

王高飞的建议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等合理分摊用人单位的成本，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到保障女性生育权益中来。比如对女职工达到不同比例的企业设定不同的税收优惠、专项补贴、产后返岗专项补助等优惠措施;按照当年生育女职工产假和男职工陪产假休假天数给予企业落实产假奖励性补助;或对生育女职工、产假、护理假等替代用工工资在企业缴税前加倍扣除，多形式分摊、补偿企业产生的部分额外成本。”

在健全社会保险保障功能方面，王高飞建议，“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男性员工陪产假和孩子三周岁前夫妻双方享有的育儿假，纳入生育保险补贴保障范畴;加大生育补贴力度，进一步发挥生育津补贴激励作用，在保障育儿家庭收入的同时，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制度”。(记者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