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最后一天，怡人的蓝天白云，阳光斜照虹桥火车站，来自湖北科技学院的6名大学生在车站前露出了笑容。

他们要踏上归程了。这笑容里，有思念、有喜悦、有自豪，更多的，是一份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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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当他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正午的骄阳似火，炽热又严酷。陌生的城市，每个人只有100元启动资金，15天内必须自己想办法赚钱维持生活，不能接受任何非劳动报酬的资助。

100元，上海，15天，当这3个词语联成一道算术题的时候，答案似乎能脱口而出——不可能。

这个暑假，湖北科技学院“生存大挑战”派出61名学生奔赴上海、合肥、杭州、广州等全国十城，郑皓宇、谭义雄、宋紫莹、沈杨慧、高铭、张鑫的目的地，是上海。

他们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

一 意外之喜

“生存大挑战”不是个新鲜词儿。2007年夏天，湖北科技学院13名大学生前往长沙，用100元挑战生活15天，举国关注。16年后，活动重启，又一批青年走出象牙塔，直面社会现实。

申城盛夏的白太阳，热辣辣地炙烤着大街小巷。舟车劳顿，抵达上海后，郑珍向学校申请，为2个小伙儿、4个姑娘在宾馆开了3间房，好好洗漱一番。大学生们不会想到，这是未来半个月里，睡得最安稳的一晚了。

那天傍晚，郑珍带着他们来到了外滩和南京路。黄浦江霓虹流离的波涛，在沉浮间给人以错觉：上海这么繁华，总会有机会的。年轻人也是这么想的。通过各式App和小程序，他们早早看好了岗位，约定一到上海就去面试。

除了打卡城市地标，外滩之行更是一种考察——万一没找到工作，摆地摊能养活自己吗？很遗憾，这扇窗，被关上了。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依旧叽叽喳喳地兴奋着、好奇着，他们不像老师想得那么远，天真地觉得，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或许不难。

现实给他们上了一课，但挥大棒前，却先给了年轻人一颗甜枣儿。

大家最初的想法不约而同：餐饮店。还别说，真有人找到了着落。“唯二”的男生谭义雄被徐汇一家小龙虾烧烤连锁店看上，下午4时上班、凌晨2时下班，包吃住，不过面试时，没提工资。

算是“开门红”，郑珍陪着谭义雄把行李搬去了那家店的员工宿舍。进门的那一刹那，仿佛一颗瑟缩于大上海角落的洋葱，被剥去层层叠叠的外衣，露出辛辣的真实内核——逼仄的空间，长着霉斑的墙纸，上下铺的床位，堆着电饭煲和洗漱用品的水池，还有大摇大摆爬过的蟑螂……

安顿好的当晚，谭义雄向随队的两名宣传员提了个请求：能不能来他们下榻的酒店“蹭”澡。郑珍虽然不忍心，但还是拒绝了他。

年轻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过了几天，郑珍再去探望的时候，谭义雄已经干得有模有样了。老师向餐馆打探，都对这个新来的临时工赞不绝口。

“他有问过我工资的事儿。我告诉他，最开始没提的话，过程中也不要去想了。能包吃住，已是意外之喜。”郑珍说，“更何况，‘生存大挑战’本身也是一种财富，教会你面对挫折，懂得担当。”

谭义雄不知道的是，选择了他的这家餐饮店，老板娘是咸宁人——湖北科技学院的所在地。打工结束的那天，谭义雄还收到了1300元的工资。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 直面现实

谭义雄的小伙伴们，就没那么顺利了。

郑珍拿出厚厚一摞名片，“这都是孩子们面试过的单位”。

她还记得那个中午，自己和两名宣传员去吃饭，路上遇到了工作仍没有着落的大学生们，便邀请他们一起去。走了一段路，年轻人还是和郑珍道别了。“老师，我们吃不起。”他们难为情地飞快跑了。郑珍的目光跟着他们的身影，最终停留在街角的一家包子铺。

“我们在面店里，听到老板说，这几天有5个年轻人来问招不招短工，我一想肯定是他们。”郑珍说着，都笑了。或许是受到谭义雄的启发，“大本营”周围的餐饮店，剩下5人都跑遍了。

开学要升大三的郑皓宇是体育生，在出发前的设想里，在魔都的15天应该是充实的，他甚至觉得，应该可以发挥专业所长，在球馆里找到一份教人羽毛球的美差。“可没想到，在陌生的城市，原来找份工作那么不容易。”大男生嘟囔着，“甚至连洗碗工都不要我们。”

见同伴吃住有了着落，作为这支队伍的队长，郑皓宇有些羡慕，有点嫉妒，但更多是着急。那两天，大家在烈日下暴走六七个小时，可结果都是失败，持续的被拒绝让大家都有些泄气。

“人家不要短工，要有经验的，我们都不符合。”他叹了口气，那几天，花出去的每一元钱都像是割肉，让他心疼又无奈。

年轻人的脑子转得快，队里的一个姑娘将大家拉到了兼职群里，发现了另一条“生财之道”——群演。“可群演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前一晚我们应了下来，第二天6点就要到现场，迟到三五分钟，剧组就不要了。”郑皓宇回忆。

那天，剧组在没沟通的情况下在他脸上抹上血浆，让他扮演死尸。“我觉得挺晦气。”剧组额外包了个10元钱的红包，大家不欢而散。

来上海第七天，郑皓宇和队里一个姑娘找到了一份次日在顺丰浦江中转场的活儿。地方偏，开工时间又早，两人决定夜里就出发，到了浦江镇后，要解决住宿的问题，打开手机软件，动辄数百元的宾馆吓退了他们，目光逐渐放远，最终落到了仁济医院（南院）上。

没错，两人最初的选择是，在医院的急诊将就一晚。可离医院也还有个二三公里，路上只找到一辆共享单车，郑皓宇让姑娘骑着，自己在一旁跟着。

可急诊室怎么会是能让人安歇的地方？明亮晃眼的灯光，步履匆匆的人们，嘀嘀鸣叫着的监护仪器，以及它们交织在一起凝成的压抑感。没待多久，两人还是退了出来，寻觅了间网吧将就了一夜。

“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了晚上8点，一刻都不能歇，快递一车一车地来，因为我们是临时工，还会被正式员工责难。”郑皓宇的回忆，带着委屈和无助，“下午的时候，我都想放弃了，可最终还是撑了下来”。

那天，他拿到了180元的日结工资，姑娘是160元，是那段日子里单日最高的。

三 居无定所

来上海前，高铭是很期待的，甚至第一天和大家一起去找工作时，她还觉得“有点儿像去旅游”。

到了晚上，当现实问题摆在姑娘面前，她就笑不出来了：睡哪儿？她们先去了肯德基，趴了片刻后发现并不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在快要打烊时退了出来；又来到了海底捞，儿童游戏区倒是能歇歇，也不会被驱赶，可女孩子脸皮薄，睡了一晚便不好意思再去了。

“酒店楼下一般不都有沙发吗？我们也靠着休息过一晚，但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就会被服务员请离。”高铭苦笑着。几人住得最久的，是离“大本营”不远的上海电力医院。“晚上急诊还开着，不会关门。”这是家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不会太忙碌，空调也能阻隔户外的闷热，暂时成了“无家可归”的大学生们的庇护所。

不过，睡在急诊大厅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很快被保安发现，让她们离开。几人合计，却再也找不到如此“高性价比”的地方了，只好“打起游击”，前脚从正门离开，绕一圈从后门进去；一楼躺着可能成“显眼包”，那就往二楼三楼跑跑……

“白天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打零工，体力消耗都很大；晚上她们也睡不好，几乎隔一会儿就被弄醒。”大学生们的境遇，郑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规矩是死的，她也无能为力。唯一能变通的，是年轻人居无定所时，让大家晚上在酒店里洗个澡后再去找歇脚之处。“这么热的天气，一天下来浑身都是汗，如果连澡都不让她们洗的话，晚上更加休息不好了。”她这样解释。

高铭记得，“兜里”最少的时候，只剩下不到70元钱——那是来到上海的第三天，找不到工作，交通和吃又没法省，“能吃便宜的就吃便宜的，能不花钱坚决不花钱”，她这样描述。这个学艺术的“准大三”姑娘遭遇过画馆老板“画大饼”后没给工资；也在找到话务员的工作后勇敢地为自己多争取了10元的报酬……哪怕日子稍微“富裕”点，却也没动过犒劳自己一下或是住得好点儿的念头。

“回家之后一定先好好洗个澡，然后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到自然醒。”她笑着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段经历，自己会选择一个网络流行语：泰酷辣！

四 苦乐年华

除了负责守好学生们的安全底线，郑珍在这半个月里，更多是“旁观者”的角色。“参加活动的同学都是经过笔试、面试筛选出来的优秀学生，有些还是各自院系的学生干部。”她说，“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老师，但在社会上只能靠自己。”

在她看来，这15天带给大学生的，显然不只是“活下来”这么简单。

郑皓宇去顺丰干苦力前，她就打好了“预防针”，“别看你是体育生，这个钱不好赚，你得有心理准备”。当年轻人坚持下来，拿到劳动所得后，郑珍又告诉他们，底层劳动人民努力地为生活打拼，更为城市流畅运行提供便利，有了切身体会更该对他们多一分理解和尊重。

高铭曾去一家餐饮店应聘洗碗的岗位，但对方婉拒了她，“想找个有经验的”。郑珍知道后，给了姑娘另一番启示。“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她说，“哪怕你告诉老板，我免费为你打一天工，你看看我洗的效果再决定。或许最终还是没法留下，但至少你尽力了。”

这座城市，还是对远方的来客，善良而温存地敞开怀抱。女孩们会来郑珍的房间洗个澡，打扫房间的阿姨了解了大家的故事，细心的她有一天为晚归的两个姑娘下了热腾腾的面条，年轻人蜷缩在楼层角落打个盹时，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惊扰他们……

品味过焦虑、无助、绝望、惊喜、温暖，郑珍反倒觉得，这15天里能“赚”多少，没那么重要了。“酸甜苦辣皆滋味。初出茅庐的他们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懂得警惕社会中的险恶，懂得发现社会的善美，这段日子不仅是生存的挑战，更是心态的试炼。”

或许多年后，踏上工作岗位的他们还会抽空做客上海，打捞青春记忆，致敬这座城市的包容，铭记渺小但倔强的自己。

新民晚报记者 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