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专访尹中卿:“稳增长”还要靠内生动力 统筹经济增长与安全发展
财联社| 2022-03-10 08:42:49

财联社(北京,记者 姜樊)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再把房地产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 ‘药方’,无异于饮鸩止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近日在接受财联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当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多重风险,要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统筹经济增长与安全发展,切不可因为“稳增长”而重拾一些容易积累、加重风险隐患的传统办法。

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5.5%左右,“稳增长”成为必然。在尹中卿看来,目前经济增速的放缓不仅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外部出现较多不确定性、此前基数较高等因素,更基本的因素还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内在逻辑和内生动力来寻找。

他认为,要沉下心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从而增加经济内生动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提高全要素增长率,为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此,尹中卿对稳增长过程中所需防范化解风险、统筹经济增长与安全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稳增长”需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内在逻辑和内生动力

财联社:您怎么看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尹中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本世纪初前后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在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GDP增速逐步下“台阶”,从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稳增长”也从“保八”到“稳七”,从“稳七”再到“保六”,今年预期目标为5.5%。按照“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的要求,我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就必须尽快“触底”实现“筑底”。

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外部出现较多不确定性、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致使基数有所提高等因素,更基本的因素还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内在逻辑和内生动力来寻找。

当前,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减弱,但新的动力却还没有替补上来,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移。因此,在“稳增长”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探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内在逻辑和内生动力,沉下心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从而增加经济内生动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提高全要素增长率,为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降低赤字率有助于化解财政领域风险

财联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财政赤字率降至2.8%左右,您认为这是如何考虑的?

尹中卿:近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积极的实质上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同时也在财政领域积累了程度不同的风险。如果长期、过分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势必会留下“后遗症”,积累较多政府债务,潜藏财政风险。截止202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超过53万亿元,其中,国债余额23.2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0.47万亿元,这意味着每年用于偿付债务的利息就超过1万亿元。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等变相举债方式,出现并积累了很大数量的隐性债务,也潜藏着不少风险隐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了多重措施,如降低赤字率、减少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这意味着我国正着力化解和防范财政领域风险。实际上,近两年我国赤字率已经有所减少,2020年赤字规模一度达到37600亿元,赤字率从2018年的2. 6%、2019年的2.8%,上升到3.7%。去年赤字率下降到3.1%,今年再进一步下降到2.8%,赤字规模比2021年减少2000亿元,比2020年减少3900亿元。今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新增限额7200亿元,比去年减少1000亿元,比2019年减少2600亿元。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与去年持平,比2019年减少1000亿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减小,也不意味着财政收支规模缩小。今年还从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收缴16500亿元近年结存的利润,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落实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政策,促进消费、扩大需求;同时大力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对留抵税额实行大规模退税,为企业提供现金流支持。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显示,预计全年减税退税约2.5万亿元,其中继续减税约1万亿元,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

金融、房地产市场等领域风险凸显 不可为“稳增长”而加剧风险

财联社:最近有的地方出现放松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势头,亦有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市场“稳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您怎么看房地产在“稳增长”中的作用?

尹中卿:过去20多年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市场对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主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地方甚至形成了比较严重的路径依赖。时至今日,在房地产市场越来越金融化、居民商品住宅价格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偏离“房住不炒”方向,重拾依靠放松房地产市场拉抬经济增长速度的“药方”,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刺激或者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但将会给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留下更大的风险隐患,如进一步推高房价、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泡沫、进一步扭曲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结构均衡。正因为如此,政府工作报告针对房地产市场还是强调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在宏观调控中,我们应该注意把房地产市场与房地产行业区分开来。房地产市场既包括商品房市场,也包括租房市场,要加强调控和监管,维持平稳健康发展;而对房地产业特别是材料、建筑、安装、装修等行业则要想尽办法促进发展,以此改变房地产行业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财联社:您如何看待金融领域的风险?

尹中卿:金融领域的风险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过大的流动性、过高的杠杆率、过分宽裕的信用、过分宽松的监管等。

近年来,我国对高风险金融机构已经有所警觉,精准拆弹,先后有针对性地处置了高风险的P2P等网络信贷机构,有序处置了一批高风险企业和违法违规金融机构,重点打击恶意掏空金融机构的违法股东。而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外,去年增加了针对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专项债券,今年又提出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这意味着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设置一道又一道“防火墙”。

在持续控制、降低宏观杠杆率特别是政府负债率的同时,我们开始有意识降低企业杠杆率。目前,许多大型企业的杠杆率、负债率比较高,一些民营企业盲目投资,一些资本无序扩张,相关监管部门已在化解。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居民杠杆率提升的过快、过高,对于一些城市居民借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购置商品房所产生的债务、一些年轻人通过各类贷款平台超前消费所产生的债务,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逐步降低居民杠杆率和负债水平。

高度重视通货膨胀风险 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财联社:近期国际形势一直不明朗,充满不确定性。您如何看待全球通胀对中国的影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定为3%,是否已对应对通胀留有空间?

尹中卿:尽管这几年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一直在2%以下,去年只有0.9%,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把今年的涨幅确定为3%,这是充分考虑了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考虑到今年通胀的不确定性。

我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去年以来,基础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国际运输费用大幅上涨已对我国产业链供应端产生重大影响,生产者价格也一直处于高位。在新的一年里,新冠肺炎疫情走向不明,发达国家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部分脱钩、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运输价格高位震荡,对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产生很大压力。我们要对通胀风险保持警惕,同时也要防范全球通胀对我国供给端造成冲击。

我国CPI核心构成包括粮食价格。虽然我国粮食生产总体问题不大,但国际形势不明朗,受俄乌战争等诸多因素影响,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价格出现上涨。同时,我国需要从海外进口玉米、大豆等农产品,其价格亦会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

此外,疫情、自然灾害等突发性的相关风险亦值得关注。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近三年时间,面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与病毒共存的“躺倒”措施,我国如何更好更有效“外防输入”,如何更加科学精准完善“动态清零”防控措施,都将面临巨大的抉择压力。同时,台风、干旱、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状况,均有可能对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要时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增强创业带动就业十分有必要 防范化解较大范围的失业风险

财联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业”一词出现了9次。您认为今年为何如此强调“创业”的重要性?

尹中卿:与前些年相比,今年我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今年大学生毕业人数高达1076万人,比去年了160多万人。近两年来,因疫情原因无法去海外就学或毕业后无法在海外就业的留学人员转移回国内。去年以来,一些教辅行业和平台企业裁员较多,再加上农民工进城务工、转业军人就业等因素,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新增加的110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显然不够用。

因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岗扩就业”、“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增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十分有必要。一些在各行各业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的劳动者,相对来说更有创业优势。希望通过给出更多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其创业,并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

从创业带动就业的角度来说,今年要多措并举、千方百计鼓励创业,如各地政府应设立创业基金;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多为创业者业贷款;财政政策也应向创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方向倾斜。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及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希望各级政府妥善应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一些重点群体、行业的失业风险,加强就业监测和失业预警,防范和化解较大范围的失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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