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夏天，我与何以聪先生闯荡敦煌。

(资料图)

今年夏天去敦煌采风游玩的人特别多。想起了多年前的夏天，我与何以聪先生闯荡敦煌，在柳园小站住了一宿，条件极差，但有幸搭到一辆卡车，载我们去敦煌。搭车一招是火车上的邻座教给我们的。我们原来根本没想到柳园离敦煌还有那么远，还要搭车才能到。我们在招待所一住下，就关注窗外停车场的响动，一有车到，马上赶出去“同志同志”地上前搭话。想搭车得先搭话，你懂的。终于有一辆车答应了我们搭乘，记得卡车司机姓张，我们管他叫“张同志”。跟张司机约好时间，晚上睡不踏实，时时看表。一早起来，何先生已经买好一只大哈密瓜了，我捧上车，心想：我怎么没有想到？在社交上我得向老爷子看齐啊！

是个阴天，天空灰蒙蒙的。我问了早，把瓜搁在车头板上，见张同志看都不看一眼，甭说谢谢了。人家看不上，我想，一时无语。

外交能力还是何先生强，已经跟小伙子交谈上了：“请问贵庚？”张同志不懂，看我。

得，既然是外交，那得有翻译才行啊！舍我其谁？我就给这一老一少两位国人做起翻译来了。“张同志22岁。”

“请问令堂大人在哪里高就？”

更听不懂了。还得我上阵。“你爸在哪儿干活？”

“他是跟羊屁股的。”

我像排球二传手一般传给何老：“他父亲是当代苏武。”

哈哈哈，三人都大笑起来。也许笑点并不全同。

最近梅子涵在《夜光杯》发文，写到了曾经的邻居何以聪先生，“翩翩风度，像一个会走动的知识，像特别标准的语文”。读时拍案叫绝：描写得入木三分啊！“会走动的知识”曾经在河西走廊走动，走一路写一路，每天都写古体诗，请我“匡正”，我连有的字都读不出来。他的象牙塔知识遭遇民间智慧，还要仰仗我这知青出身的知识分子半成品，来做脚踩两条船式的沟通。

当卡车把我们放下在莫高窟大门楼外、抬头看见蜂窝一样高低错落的洞窟，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

参观洞窟。我与何先生这样的散客，反倒自由，有什么队伍就跟什么队伍。第一个半天跟法国人队伍，看了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九个洞：第十六窟，大名鼎鼎的“吴和尚洞”，第十七窟就在此洞深处，是更加鼎鼎大名的“藏经洞”。两洞出来，又跟导游进了其他主洞。第一天参观最兴奋，瞪大眼睛，张大耳朵，恨不得全身毛孔都张开来汲取知识学问。只是，白人外宾身上的那股异味让人受不了，洞子里半天散不出去，只好自己落荒而逃。

第二个半天跟上海舞蹈家队伍，看了十六个洞窟。其中一位，是闵惠芬的丈夫刘振学编导，我们认识。他们夫妇在上师大旁听孙逊先生《红楼梦》课时，我留校工作不久，正拜孙先生为师父，跟堂听课，坐在他们后面。参观中他时时仿效飞天的舞姿，对壁画中裸体和半裸体的歌舞特别关注，在笔记本上画像记字，跟听《红楼梦》课时一样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三个半天看了十个洞子。其中有在敦煌洞窟艺术中具里程碑意义的第220窟。这是开建于初唐的一座私家窟，一户翟姓大户人家自己开的窟。为这座窟画壁画的画工绝非等闲之辈，他把当时长安城里最流行、最时髦、最漂亮的线条、色彩、图案都弄来了，都涂抹在了石壁上，他把菩萨画成了美女，飞天的衣带是身高的数倍，摆脱了隋代笨拙僵硬的形象，色泽鲜艳，线条活泼，姿态灵动。可惜这位画工没能留下姓名，只知姓李，史称“李工”。无名氏作品从来都是艺术史上的珍宝。

近年有苏州朋友去敦煌旅游，回来问她看了几个洞，回说“六个”。我回家寻出当年的笔记本，一一查数，竟有六十二个，仔细查对找出两个重复的，六十个，是现今游客允许看的十倍，心里充满了自豪。

结束那天，何以聪先生问我有何感想，我俩正走出大门，只见大门楼两旁的崖壁间，蹲坐着一些“跟羊屁股的”在看热闹。看到有人出来，他们就盯着看，死死地盯着看，随人家的脚步从左看到右，走远了，再收拢视线，寻找新的对象，再从左到右地看，循环往复，乐此不疲。不知怎么地，我想起了闰土、想起了阿Q，听到老何相问，就回答道：“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艺术瑰宝，看来是为了羞辱他们后人的。”说时我还用手划拉了一下“跟羊屁股的”们。何先生一顿，像是出乎了他意料，随即笑吟吟地反对我：你这话说得不好。我自顾自往前走了。一会儿回头看去，何先生竟跟一位“跟羊屁股的”蹲在了一起！是想试试他自己与民间的沟通能力有否提高，还是想寻找反驳我观感的证据？

从敦煌返回柳园，因为不赶时间，我们坐了公交车。那是班车的最后两张票子，一个座位在前，有垫子；一个座位在后，没了垫子，一个窟窿。我就站在那四方的窟窿中，随颠逐簸。何先生的座位在前面，不时回头看我，对我笑，对我喊话，像是十分不忍。现在回味，我想像梅子涵，也一样用“沐浴”一词来形容，“标标准准地沐浴”：沐浴着他老人家关心的目光，“眼前耳边尽是何先生的温良韵味”。

而且，他讲我的话“说得不好”，而不是“不对”，可能是在批评我说得刻薄了点。何先生从来都是个厚道人。多少年过去了，何先生早已作古了，我才寻思过味儿来。惭愧！（翁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