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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辰光，也就是10岁以前，我经常爬楼。那时候，我住在福佑路民珠街那里，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从三层阁的老虎天窗爬出去，往屋顶的瓦片上一坐，就能看到中汇大厦的轮廓线，这里是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从我们家石库门走过去，直线距离不超过700米。再往北，能看到国际饭店，当年上海的最高楼。往东北看，是以海关大楼为代表的外滩万国建筑群。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晚上，坐在瓦片上，能看到人民广场和外滩黄浦公园放的焰火。这是童年最期待的事情。

我要说的爬楼是最近几年的事情。2018年，我买了一台大疆御2的无人机，看到微信朋友圈里玩无人机的前辈发的照片，心里痒痒，问是在哪里飞的，哪里拍的，能不能带上我一起飞飞飞。朋友告诉我，那叫“爬楼党”，什么季节爬什么楼，什么时间拍什么风景，都有套路的。各人有各人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成了“爬楼党”。那时候，我才晓得，爬楼原来也要依靠团队，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

机会说来就来。位于苏州河畔的华侨城宝格丽酒店要拍一个视频，需要有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的俯瞰镜头。我请求一起拍摄。在得到华侨城方的允许后，我也组织几个朋友跟随摄制组一起上了宝格丽酒店48层的露台酒吧。很遗憾，工作人员告知，这里无人机不能起飞，但照相机取景，也足够看到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无敌江景。不过可惜的是，露台的大玻璃实在太高，要人站在椅子上，再“举高高”才能超出玻璃拍摄，这样拍摄很累，拍出的照片效果也不大好。

初闯江湖的教训告诉我，自以为是无法拍到心仪的照片，一定要找到团队。资深的“爬楼党”成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蒋爱山告诉我，有一个爬楼拍摄的机会，地点是十六铺东门路附近的一栋大楼，楼顶有直升机坪，但凌晨4点就要到现场。那个晚上，我很激动，迷迷糊糊到凌晨3点也没有入睡，人生的第一次总归是心潮澎湃的。4点刚过，我已经到大楼楼下，在安保的引导下，顺利到达楼顶，架起三脚架和照相机后，和其他十几位摄影发烧友一起升起了无人机，一位老师则在现场根据每一架无人机的高度，指挥大家礼让三分，以免发生“空难事件”。那一天，我的无人机在飞到黄浦江边后，终于挡不住“风大危险”的警告，折返回直升机坪。而大多数的无人机则飞越黄浦江，拍下了平流层中的上海中心惊艳绝美的景色。

2021年的元旦，我爬上了北外滩的白玉兰大厦，迎接新年第一缕阳光。这里距离东方明珠塔很近，几个大大小小的球形为构图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而我的无人机启蒙老师，后来以一篇《他拍上海30年，爬遍外滩每一座楼，这些最美瞬间治愈人心》的微文而成为网红的杨帆，则把无人机向西飞出去数百米，把白玉兰大厦的轮廓线处理为剪影，作为前景，拍摄出新年日出雄浑瑰丽的气势。

2022年元旦，我和杨帆一起，爬上了四川北路中信广场大厦，再次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中信广场大厦的顶楼是一个呈螺旋形上升的空间，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高度找到自己的机位，拍到了自己喜欢的照片。那一天，我认识了摄影发烧友、同济大学研究生申然，在杭州西湖边开影楼的金良，还遇到了多年未联系的好朋友、新华社摄影记者任珑。后来，杨帆告诉我，这一天有20多位摄影爱好者，被他安排在三栋不同的大楼，一起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有一年夏天，组织安排爬宁波路上的申华金融大厦。建造这栋楼的是浦东川沙一位叫瞿建国的企业家，他也是老八股申华股份的创始人。我正巧为瞿建国先生撰写了他的创业传记《改革创业人生》，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联合出版。因为资产已经转让，写作期间，我无缘来到申华金融大厦一探究竟，想不到书稿送出版社审稿期间，我却以“爬楼党”的身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却了一个心愿。从屋顶机位看下去，是影影绰绰的滇池路。20世纪60年代，母亲在滇池路一栋大楼里工作过，我在单位的托儿所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小时候有很多在外滩骑着木马的照片，都是在这个时期拍摄的。在路灯的光影中，我还想起自己像考拉一样挂在母亲的身上，咿咿呀呀一起去上班的镜头。

爬楼，不仅遇到了新的朋友，找到了老的朋友，还拾回了童年的记忆，拍到了绝美的风景。最让我激动的是，每一栋高楼，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上海这座城市，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都是风情万种、妖娆无比。这是和我小辰光在瓦片覆盖的屋顶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上海。（王家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