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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清贫岁月，一饮一啄皆来之不易，所以难忘。

我忘了我几岁开始剥豆的，仿佛这是与生俱来就会的孩子家务活，对女孩子来说，尤其对家中的长女来说，更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分内事。

这应该是一种传统，而且多么习惯，多么自然，多么带节奏啊，我不知道自己是脑子指挥着手，还是手指带动着脑子，反正一切都无比协调……

从拇指、食指、中指到小指，虽不能比之于弹钢琴，因为那时候我都没见过钢琴，在上小学之前，只见过邻居家的风琴。所以要比的话，只能比之于那架风琴，它总是发出奇怪的颤音，有时候还带有猫被扔出窗外的尖音，让那些容易激动的孩子高抬起腿，伸直脖子，或者做捂住耳朵状。

当然，比喻总是拙劣的。但似乎就是从剥豆的童年开始，我觉得我的面前，是一只一只数不清的蝈蝈，在绿色的豆壳里，“咕咕”地叫着——这真的只是我的想象吗？我想，那时候，可能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想象，什么又是真实。但这真好，长时间以来，我非常喜欢剥豆的时刻，在门前的一棵大树下，在春夏季节的绿荫下，几张小板凳，张家王家的固定位置，凳子是有主的，菜篮子也是有主的，但坐这的人却是有限流动的。

张家王家几家的孩子，刚才还玩得起劲，踢毽子，跳皮筋，或者赶鸡赶鸭，突然之间却全奔跑过来了，开始一起干活，快的慢的，都一起伸手，所以手捧手、手碰手那是最常见的，而因为站位的问题，脚踩脚也多见——可见大家凑得有多近，脸贴脸，那自然也不必少见多怪了。要是不知道的陌生人经过，可能会误解成一群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玩什么游戏，或者在拉扯着抢夺什么！

有人因此会大声地喊起来，而不同的陌生人，却老是喊着差不多的话：“谁家的孩子啊，干什么呢？”因为孩子们的清脆愉快的笑声，或者哪个戴红袖箍的老头老太，猛然叉起的胳膊；或者是举着锅铲，扬着大葱，喊着“小东小西”之类的小名的妇人，忽一探头，这让所有没看明白的人，应该都看明白了！

“啊！我晓得了！”但被误解的责备总要比漠不关心来得好，而夸奖更要比责备来得更好。这个大人竟有些不好意思，而对所有这样热心的人，最好还是竖起耳朵听听他们说的、讲的，那已然构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情景，也是我在六十一甲子中感觉回味无穷的美好滋味，就像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咏叹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真的，即使我现在正剥着豆子，即使手里还多了一件“神器”——包在指甲上剥豆的不锈钢工具，厨房里更有着几十件“新式武器”，把个厨房撑得像要比试十八般武艺的武器库。但真的，再没有了……

“那时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清贫岁月，一饮一啄皆来之不易，所以再也难忘，哪怕餐前餐后被说教，被误解之后，但随之而附赠了喃喃的——无比欣慰的背影。（徐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