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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空桑偶得”自然发酵的酒，距今已有7000年。然而，直到明代华亭柘林人何良俊（今上海奉贤柘林镇人），在《四友斋丛说·杂记》中用了“黄酒”一词，或许命名才算乾坤已定。

笔记体的《四友斋丛说》初刻于隆庆三年（1569年），其“杂记”部分有这样的记载：“即同至酒店中唤酒保取酒。酒保持黄酒一大角，下生葱蒜两盘，即团坐而饮。”寥寥数语，内容却十分丰富，它被《辞源》“黄酒”一词释为首例，可见其权威性。

“黄酒”之名虽然迟到，文字记载的酒：“臣请荐脯，行酒二觞”出现在《吴越·春秋》中，至今却已有2500年。那时的酒或许是“浊酒聊可恃”“三杯两盏淡酒”“一杯薄酒休辞醉”……这些“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酒，虽是诗人的夸张，倒也说出了酒之初是浊酒、淡酒、薄酒，是“醪醴之味”，与甜浊的家酿米酒相似，而与如今“酸甜苦辣咸鲜”六味齐全的黄酒，则相去甚远。

由此要问：从米酒到黄酒的蜕变究竟在何时？遍翻涉及酿酒的著述，从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北魏的《齐民要术》，到北宋的《北山酒经》；从明代的《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到养生专著《遵生八笺》等等，面对卷帙繁复的古代酿造技术，有专家说，作为一种猜测，类似绍兴黄酒的工艺，很可能在南宋时就已基本成型。这一模糊说法，令人难以释然。同时，承载着诗人和文武之道的酒，随着世事巨变，其作用是否也有各种变化？疑问种种，或许我们能借诗人的作品窥其一角，截获这些演变的若干端倪。

诗酒相亲，“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自始至终都和酒文化勾连在一起”，它是中国文学最具浪漫色彩的部分。酒之初，以祭祀起，然而在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酒字出现了63次，尤其是《小雅·宾之初筵》，全诗五章，描述了上层贵族饮酒、醉酒的完整场面，第三章写了未醉到醉的过程，节奏滞缓，这一“侧面”，或许与酒之淡薄有一定关系。酒与诗的关联发端于《诗经》，到了曹操的《对酒》《短歌行》等，有了“慨当以慷”以解“天下归心”之忧的意思，自此，酒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玉浆”。当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嵇康、刘伶等饮酒之诗和《酒德颂》的出现，“衔杯漱醪”，唯酒是务，借酒浇愁，酒也成为避祸之“利器”。与他们不同的是，晋末大诗人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他归隐田园，虽“偶有名酒，无夕不饮”，诗中表达的意思却是高洁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或许这也是他所说的五味杂陈的“酒中有深味”。

唐朝诗人的饮酒诗浩如烟海，名篇迭出，令人目不暇接，而诗仙李白的《将进酒》是其中的最高峰，把“人生得意须尽欢”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组合在一起，一举将酒的品质和喝酒时的状态，黄河之水般倾泻而出，磅礴之势，无人能出其右。而李白在《客中行》中一句“玉碗盛来琥珀光”，则描述了使人艳羡的美酒之色，它如此接近黄酒的“标准色”，或许也为之后的黄酒，奠定了酝酿方向。与唐诗一样，宋词也是无酒不欢，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都是名句名联。更有陆游《钗头凤》里的“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描述了自己与原配唐氏被迫分开后的相思之情，此曲催人泪下，也标配了酒在爱情诗上的独特作用。

诗与黄酒几乎相当于“同胞手足”，而黄酒，如同诗歌的多样化，并非只有琥珀色、淡黄色，它还有褐色、黑色、红色、棕色等。笔者近年曾专程去温州泰顺，觅得当地原住民自酿的红色黄酒，它的酿制过程与其他黄酒基本一致，只是酒曲用了当地传统的红曲。而来自山东即墨的黄酒则呈黑红色。这些似乎印证了黄酒界一位前辈的说法，黄酒之黄，并非只指酒的色泽，还包含有炎黄子孙的“黄”、黄色人种的“黄”、祖先发源于黄河流域的“黄”。黄酒是炎黄子孙的酒、中华民族的酒。

正值新年，把酒言情之际，也需要知道，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有力象征啊。（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