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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中旬,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兰登·华尔纳在北京大学教授陈万里的陪同下,赴敦煌莫高窟开展考古调查。他们在西安古玩市场上巧遇“南石窟寺之碑”拓片,通过与店主攀谈并从拓片上“泾州”字样判断，该石窟位于甘肃泾川,遂决定顺路一探究竟。

3月22日,考察队一行抵达泾川,果然在县文庙见到了这方被前任知事、书法家廖元吉从南石窟寺移至此处保管的“南石窟寺之碑”。随后他们前往位于县城东的南石窟寺现场考察。陈万里在《西行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初到南石窟寺的见闻和激动心情:“石窟寺外之大力士,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极精美。窟内三面均有巨石立像,余见之,唯有瞠目结舌已。”这次意外发现,让考察队大喜过望。当晚,他们派人向泾川现任的郎知事借了一本《泾州志》,连夜挑灯翻阅,分析研究。华尔纳一行名为考古,实为乘机采集甚至盗取中国珍贵文物标本,他们一行六人职责明确，有负责现场测量的、分析与剥离文物的、拍照存档的。24日,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考察队再次来到南石窟寺,雕造精美的佛像和壁画被大肆剥揭。就在他们干得热火朝天时,附近6个村的乡民闻讯蜂拥而至,群起诘问,并围堵南石窟寺达2小时之久。最后,华尔纳一行赔偿66元以作重塑佛像之费用,才得以脱身。

郎知事在听到这一突发事件后,就在考古队晚饭时前去拜访,但只字未提他们被乡民围堵的尴尬,反倒是华尔纳不以白天的恶劣行径为意,居然提出要带走几件被损毁的文物做研究。郎知事回答说:“我刚到任没几天,情况不熟悉,做不了这个主,还是听候省里的意见吧。”随后避重就轻欢谈一阵后离去。接着郎知事又派一名王警佐过来,说乡民代表受人恐吓,66元赔偿费不敢接受,跑到县署报告了白天的冲突,郎知事以事实不明，专派他过来询问究竟。考察队一看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也不好再提要求，第二天就溜之大吉开赴敦煌去了。

南石窟寺的文物虽然遭到一些破坏,除了陈万里将一块雕刻精美的碑帽带回北京大学存于国学门之外,因乡民的保护和郎知事的圆滑应对,文物并无遗失海外,而南石窟寺因为陈万里和华尔纳先后发布的调查报告而进入现代学界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从这方被陈万里和华尔纳所重视的石碑上,一段历史往事也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起义,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响应,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勇冠当世的奚康生临危受命,从华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任上进讨泾州,叛乱很快得以平息。平叛以后,奚康生就留在泾州担任了近三年的刺史。也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奚康生动员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在千百名工匠穷年累月的劳动下,终于造就了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位于今庆阳市西峰区,北魏时同为泾州治下)两座绚丽多彩的佛教艺术殿堂。

“南石窟寺之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厚17厘米,题额为“符文式”篆书阳刻“南石窟寺之碑”,额上横列楷书云: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书23行,行38字,因碑下部有断缺,现每行最多存34字。碑阴有出资修建石窟的施主题名,共3列,计56人。它是南、北石窟寺唯一仅存的开窟遗物,不仅成为解读两窟乃至整个陇东造像背景及造像内容最主要的实物资料,而且也是研究地方志、职官的重要实物资料,能正《魏书》多处谬误。学界将它的书法艺术与《中岳嵩高灵庙碑》《张猛龙碑》《吊比干文》等一同纳入北魏著名碑刻之列。范寿铭在《北魏南石窟寺碑跋》中评价其“书体雄朴,犹存太和时造像风度”。陆维钊在《书法述要》中说，此碑属于六朝书法中“近于《石门铭》而用笔方圆皆能”一派的“整齐”者，“与其学《爨宝子》,尚不如学《南石窟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洪智研究认为:“书、刻者高超的技艺造就了《南石窟寺之碑》在书法艺术上独树一帜的风格,这独特的风格又直接决定了它非凡的价值,远非同时代的许多‘穷乡儿女’造像所能企及。”

正因为学界对这方碑刻的关注研究,在1988年,南石窟寺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南石窟寺之碑”本身因为从县文庙重新移至王母宫石窟寺内保存,处于南石窟寺保护范围之外,又被甘肃省政府单独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加以妥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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