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文

这注定是特殊的清明，因防疫需要，上海人停住踏青扫墓的步履。此刻，我的朋友圈里，寄托哀思的帖子不少，但基调并不消沉，既有改自杜牧《清明》的讨巧四言“清明时节，行人断魂；酒家何处？指杏花村”，让你几分莞尔，还有多人转发的苏轼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希望你在正常生活“暂停”时保持快乐的心。但真正打动我的，是陶铸那句“清明晴彻，花艳墙南北。遥望岭春更早，浓荫吹遍阡陌”，情调高昂，展现生命。

传统节日是一国历史的积淀，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清明自2008年被国家定为法定假日，形成“小黄金周”，令长年奔波者得以轻松相约祭祖，为先人敬上一炷香、献上一束花，以表感恩追思，亦可共聚天伦，体现精神上的敬祖、尽孝、和谐、传承等传统内涵。但任何传统都会和现实场域碰撞、交融乃至调和，在“立”与“破”中顺应社会发展与公共利益。整整2020年前，西汉出现中国最早的医院，“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本质是“隔离观察治疗”，连带的，各种节庆社群活动自然也受限制。事实上，中国古籍记载的疫灾从周代1次一路延续至清代74次，必要的隔离举措很少能顺利推行过，就像四世纪东晋朝廷里，曾规定大臣家染有时疫，若三人以上感染，即使未被感染者百日内亦不得入宫，但这一措施却被时人讽为“不仁”，在今天看来，这显得很幼稚。

客观上，人类对健康和疾病的体验，始终受自身文化环境影响。人类学家戴蒙德指出，传染病和人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现代城市化与高人口密度，对公共卫生乃至个人生活习惯都提出更高要求，就像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中，“三件套、五还要”的防护措施逐渐形成大众习惯，这体现的正是当代城市生活中所需要的规范和互相尊重。两年来，无数上海人在社会需要时接受“屏牢”的建议，放弃暂时的自由，做理解、支持、自律的市民，许多人在清明前后以数字陵园、网上礼葬、云纪念等形式祭奠先祖，把“入土”仪式缩小，把“为安”情意做大，体现对规则的遵守，对集体利益的共情，对需要牺牲部分自由和便利时的大度和不计较。

“疫病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这句话浓缩了人类与疫病较量的变迁，我们在这个“考场”上将交出什么样的答卷，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严峻问题。此刻，从全国多地来援助上海的医疗队员早已过万，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把逝者的思念，化作疾风劲草、与子同袍的豪迈。还有一个与中国同事“屏牢”于上海的外国朋友给出了巧妙的答案：东方清明节与西方复活节假期衔接紧密，“两者文化都充满苦乐交织的味道，都以自己的方式纪念逝去、重生和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过程。对生活在上海的每个人而言，挺住就是一切——挺住不是为了要做英雄，只是为了要做自己，挺住你就是你自己，与众不同，一眼认得，挺不住就别奢谈什么胜利。”

望着洒满阳光的空旷街道，遥望封控在家的亲朋，步入如此宁静的清明，我不可能完全赶走忧伤和焦虑，但占主流的仍是希望。回望史册，疫病和人类一直共生，我们战胜老的疫病、有了预防措施，新的威胁又接踵而至，相伴的是人与命运的抗争。决不向疫病低头，在我们这个民族是有传统的，尽管难免会惊慌失措，但更多的是凝神聚力，用一切科学的办法和措施展开坚决斗争，跨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一种病毒对城市乃至国家的攻击，都是一场考验，我们的应急、组织、后勤能力乃至社会情绪的引导力，都将在大考中不断提升。

120年前获诺贝尔奖的英国医学家罗斯说过：“如果我们自比为泥巴，则我们才真会被别人践踏为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