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余姚北高铁站,跨越21公里,倒腾两趟公交。这是井头山遗址发掘领队孙国平的“上班”路线。这个“五一”假期,他在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工地度过。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重要纪念年份。“五一”假期,记者来到井头山遗址,探访考古人不一样的“劳动节”。
井头山遗址距今8000多年,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
循着地图到达井头山遗址考古工地时,已是上午9点多。这是一处不起眼的遗址场地:
大门对着的是国道,“邻居”们都是企业,鲜少有人在路上行走。往里望去,野草长得有半人高,还有许多被塑料薄膜包裹着的土堆。若不细看门口“井头山遗址考古工地”这几个字,没人会知道,这里埋藏着的是8000年的历史。
因为是“五一”假期,工地里只有几个考古队员留守。自2019年开始发掘井头山遗址以来,孙国平至少每年有9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度过。这个假期也不例外。
他的工作繁杂:出土遗存资料整理、二期发掘工作筹备、接待到访者……见到孙国平时,他正在指导民工简单清理出土遗存。
井头山遗址有一个“别称”:史前海鲜市场。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蚶、牡蛎、海螺、蛤、蛏等贝壳。此外,还有成堆鱼骨、散落的海鱼脊椎骨、木器等。
孙国平说,第一期发掘已经结束,但更繁复的整理工作还在后头。现场可以看到,不同种类、大小的空贝壳,被整齐地码在筐中,这些都经过了简单的淘洗。
淘洗装备是自制的,那是一个个悬挂下来,浸在水里的正方形的大筛子。筛子分两层。
“筛下来的都不会丢掉,主要是为了分类研究。”孙国平指了指墙边层叠堆放的塑料筐说,除了贝壳、骨头等看得见的遗存,原本包裹在土层中的植物种子、碎骨渣等微小遗物会落在下层小孔的筛网上。“通过种子,我们能了解8000年前先民们吃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驯化这些种子所属的植物的。”
淘洗过的遗存,都会被收藏在工地的两个简易仓库中。一个存放贝壳,一个则是存放木器、陶器、骨器等。
只要在工地,孙国平就会拿着小水壶,给浸泡在水中的有机质文物加水。比如那一只保存完好的木碗,以及盖上塑料薄膜,连同土层“打包”的麻栗果。他笑称,自己像个花匠。
他说,给文物浇水,是为了保持它们出土时的形态。“比如木器,若不放在水中,或者不小心让它们长时间裸露在空气中,木头就会很快开裂、变形后坏掉。”
这些木头,都是孙国平呵护的“宝贝”。他说,在普通人眼中,它们“一文不值”,但在考古专家眼中,这是解码8000年前先民生活状态的钥匙。
事实上,在井头山遗址考古工地,还有第三个“仓库”。这个“仓库”有些随意,是搭在考古队员房间门前的一块块木板。木板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破碎陶片。
假期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研究员黄渭金的工作,就是根据出土的地层,给陶片编号。这也属于出土文物的归类整理。记者见到黄渭金时,他面前已经摆满了一筐筐编好号的陶片。
这个工作很枯燥,有时候坐着就是一整天,也没人能聊天,但黄渭金仍埋头整理着。
他说,井头山遗址出土陶片太多,若不做地层分类,会对后期研究造成影响。
“考古的前期发掘很苦,后期的文物整理也要耐得住寂寞。”有时实在坐不住了,他会和孙国平一起,为木板上的破陶片,找找“失散的兄弟姐妹”,看能不能拼成一件完整的陶器。
寻找的过程,仿佛是一场“连连看”。陶片的颜色、质地、内胎层的质感等,都是分辨的指标。
“五一”假期和两位考古前辈作伴的,还有“90后”吴恩东。
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海洋考古专业学生,主要负责井头山遗址出土贝类、鱼类研究。“鱼骨鉴定是最难的,你不知道手中的这一块,是出自鱼的哪一部分。尤其有些关键部位,要核对各种标本,慢慢找。”
在吴恩东的房间里,堆着一筐筐的贝壳和鱼骨。他说,考古工作者和上班族不同,整理期间没有具体的上下班时间,平时工作都靠自觉。有时因为一项研究,工作到半夜是常事。·
用孙国平的话说,就是“恨不得把一个人当三个人来用”。他说,考古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事业,但现在从业者太少,自己能干的就多干点。”
现在,他正筹备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工作。“整个遗址有2万多平方米,一期发掘范围才700多平方米。”
孙国平所指二期要发掘的地方,如今仍被草丛覆盖。他希望,二期工作能尽快开展,自己能找到8000多年前的村庄是怎么布局的,先民居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前,把这个中国最早的海岸村落——井头山遗址揭示得更加清楚一些。”(作者 童笑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