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三毛之父”，但张乐平真实的才能远远不止于此，在很多领域，他都有让人叹为观止的创作，只不过一直被三毛的盛名所掩盖。

张乐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关于他的大展“回眸”，眼下正在中华艺术宫举行。这个迄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生平及创作展，最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个截然不同但同样才华横溢的张乐平，令其形象前所未有地饱满。

《南京路上风光好》(1964年)：他是一直很喜欢画这种大场面。这张画他整整画了一个月，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一直画到了外滩和黄浦江，里面还有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江上还有“燎原”号。很多房子画不下了，他就用云虚掉了画面，这里有中国画散点透视的元素。

时装、剪纸、彩墨画

比如，很少有人知道张乐平的时装设计师身份，似乎这位以“苦大仇深”的三毛形象闻名于世的漫画家，不应该对旧上海浮华喧嚣的消费文化感兴趣。但仔细想想，长年生活在“十里洋场”，又有谁能完全自外于当年引领整个东亚的时尚潮流?连那个年代的革命者，都得出入舞厅、影院、百货公司。何况张乐平的时装设计，还隐含了一份他对光大“国货”的期盼。

张乐平的时装设计，集中于抗战爆发之前。从家乡海盐来到上海以后，为了生计，他曾大量绘制广告画，为教科书和小说配插图，也参与时装设计。最多的时候，他要同时向50多家报刊投稿，其中不乏《女子月刊》《良友画报》《快乐家庭》《皇后》《时代电影》等颇受女性欢迎的杂志。

《无题》：画家孙绍波看到这幅画以后说，父亲的造型能力太准确了。画中的这些女性，一看他们的衣着、体态就知道她们是做什么的。这些妓女全部得了梅毒，烂了鼻子，这个医生也得了梅毒。他正希望寻求官员的帮助，但官员却只要他们缴纳营业税。

1931年，张乐平与叶浅予合作，专门绘制了一本时装设计书《明光麻纱》。当时的一位知名时装设计师看到张乐平的设计稿后，认为张乐平一定会做衣服，因为他对设计细节的把握十分准确。张乐平幼子张慰军说，父亲其实并不会裁缝。不过，当年在江西玉山与冯雏音结婚时，张乐平做过一件浪漫的事：用医院的纱布一针一线为妻子做了一件婚纱。

这些时装设计稿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依然品位摩登，而且看得出他很擅长画风情万种的时尚女性。如果将陈列在展厅内的一幅女装大衣设计稿加工为成衣，让人在这个冬天穿上，依然会有一种带点复古风的时髦。

深色大衣六式、秋季女性的姿态(1934年)：从私立美专出来以后，我父亲做过一段时间的时装设计，还与叶浅予先生一起出了一本时装设计的书。一位知名设计师一看展览，就对我说，我父亲一定会做衣服。其实我父亲没学过裁缝，但他的设计很专业、到位。当年他设计的这些衣服一点都没有过时，现在还能穿。

张乐平的时装设计风格多变，技艺娴熟——技术水平的卓绝，是展览上张乐平的各类创作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他的国画、自创的“彩墨画”(使用水彩颜料但又采用水墨画技法)以及各种大场面的市井风情画，线条细劲有力，形象生动活泼，既深得传统绘画的气韵，又富有现代社会的市井气息。

他可以不打任何底稿，随手剪出花样繁复、玲珑剔透的剪纸作品，让黄永玉都叹赏不已。这些剪纸并不是一般的工艺品或装饰品，与他的漫画作品一样，它们同样极富文学性和表现力，表现出敏锐的观察与同情心。他会用剪纸讽刺时事，或用剪纸代替画笔，剪出各行各业的人们，无不活灵活现。所有这些技艺上的精益求精，或许都源于他少年时代的小木匠身份——这是他第一份用以“糊口”的手艺活。

时事漫画的想象力

其实相对于三毛，时事漫画更是张乐平的“看家本领”。1923年，13岁的张乐平就在小学老师的指导下，画下了讽刺北洋军阀的《一豕负五千元》。

他的时事讽刺漫画比三毛系列更直接犀利，并且因为对人体解剖的重视，而在通常只求夸张的漫画家中独辟蹊径，真正做到了形神兼备。张慰军记得，他有时候会要求7个孩子同时做他的模特，摆出各种姿势，他的画桌上也一直放着《艺用人体解剖》和传说是吴道子画的《八十七神仙图卷》。

《幻想中的无敌空军》：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到日本领空投放传单，传单中有很多都是漫画宣传队画的。我父亲就此事画了这样一张画，意思是，如果我们的空军有这样一架飞机，就肯定能够胜利了。他幻想的飞机是这样的：一架巨大的海陆空三用的无敌飞机，数小时间内即可以消灭倭军的一切武器。因为飞机上可以散射消铁药水熔化他们的大炮，巨型磁石抵御炮弹，并且吸去倭兵的枪械，再用降落伞放下狮虎去杀灭他们;还有电网可以捕捉他们的飞机，用一种更进步的炸弹，很精确地轰炸他们的兵舰和阵地;这种飞机降落在陆地上，就是一辆超重的坦克车，降落在海洋里，就是一艘无畏的驱逐舰……在我们收复失地以后，从大连飞出，半小时即可以到达东京的上空。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张乐平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时事漫画创作中。抗战爆发以后，张乐平与叶浅予、特伟等人一起参加救亡漫画宣传队北上抗日，辗转大半个中国，绘制了大量漫画、宣传画、布画、壁画、传单和战地速写，揭露日军的残暴蛮横，也以速写的形式真实地表现了前线军民抗战的决心。当时这支队伍由叶浅予担任领队，张乐平是副领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辖的一支分队。当时第三厅主要由进步人士组成，直接归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直到现在，当年“三厅漫画队”的后人们还有一个微信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他们很天真地玩着抢位置的游戏时》：其实我父亲在1949年前画的一些东西非常精彩。1932年，蒋经国差点被枪杀，当时有人传说是因为蒋介石和蒋经国意见不合造成的。张乐平就画了一张画，说这几个孩子只顾着玩抢位置的游戏，丝毫没有注意到老虎已经破墙而入。

张乐平的时事漫画想象力极其丰富。站在那些画作前，仿佛能看到一位口才了得的说书先生正对世间不平嬉笑怒骂。有一些颇具科幻色彩的漫画，十分前卫和大胆，比如《想象中的无敌空军》，就非常精细地畅想了一架多功能的巨型飞机如何横扫日本国土，简直可以看作后来的动漫《太空堡垒》《天空之城》的原型，却又分明让人体会到当时国力衰弱、连战连败，只能靠想象力自我振奋的辛酸。

在张慰军心中，父亲是一个谨慎、内向的人，他幽默的一面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但在张乐平的时事漫画里，随处可见他独特的幽默与胆魄，看着十分“解气”。绘画上的自由奔放与思想表达上的犀利前卫，与他生活中的温和个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倒是与张乐平对孩子们“作画要大胆，做人要胆小”的家训不谋而合。

三毛也经历了多次“转型”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三毛就是个苦孩子。他要么头顶着几乎盖住脸的大钢盔，在军队里处处碰壁，要么就是衣衫褴褛地在上海走街串巷，艰难求生。

但最初的三毛，其实一点都不苦，而是一个备受宠爱的上海弄堂“熊孩子”，活泼可爱又惹是生非，生活还有些“小资”。从弄堂里的熊孩子到孤儿三毛，再到解放后那圆润的“祖国的花朵”，三毛的形象与画家本人的际遇乃至整个时代的巨变缠绕在了一起。

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三毛，1935年刊登在《图画晨报》上。其后，张乐平曾两度中断三毛的创作，第一次是抗战八年，第二次是“文革”十年。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乐平和叶浅予等十多人组织了救亡漫画宣传队。八年当中，张乐平等人辗转各地，创作抗战漫画和战地速写。直到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年，他才又提笔画下了反映抗战的《三毛从军记》。那个生活甜蜜的弄堂小孩就此穿上军装，扛起了枪。

然而，“50后”张慰军小时候却无法读到父亲这部名作。“当时，这本书是禁书，因为涉及国民党抗日的内容，而在台湾，它也是禁书，因为它揭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所以，它就成了两岸共同的禁书，直到1980年代才解禁。”

完成“从军记”之后，张乐平本来并没有想要画“流浪记”，而是打算画“三毛外传”系列，说说解甲归田以后的三毛，回到那个“熊孩子”的形象。但一个雪夜看到的景象深深刺激了他。那天夜晚回家，冰天雪地里，他在弄堂口看到三个孤儿围着一个铁罐烤火。这一幕令他回家后一夜无眠。第二天再出门时，他看到其中两个孩子已经冻死，尸体就摆在弄堂口。有感于孤儿的悲惨，张乐平毅然停掉了“三毛外传”，转而塑造出后来蜚声中外的孤儿三毛。

1949年后，张乐平希望继续将“三毛”画成系列漫画，同时也着手创作其他系列，《东郭先生》《父子春秋》《小猫咪咪》《宝宝唱奇迹》《胡大生活漫记》等，都是他解放后的作品。但因为三毛早已名声在外，很多报纸杂志都向他约三毛的画稿，各行各业也想请三毛帮着宣传。张乐平只得零零星星地画出一套套不同主题的三毛，三毛因此变得无比忙碌，迎解放、学雷锋、学法律、爱科学……几乎成了“百变金刚”。《三毛迎解放》《三毛学雷锋》都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体育报》登的是《三毛与体育》，还有《儿童时代》上的《三毛爱科学》、《旅游》上的《三毛旅游记》、《民主与法制》上的《三毛学法》……

其实除了三毛，时事漫画曾是张乐平的主业，画下了大量极具影响力的时事讽刺作品。但是1957年以后，“胆小”的张乐平虽然幸免于被划成右派，却主动选择不再画时事漫画和讽刺画，而埋头于儿童画创作。同时，他也不得不让笔下那个社会底层的苦孩子一点点“圆润”了起来，最后成了一个满面红光的“胖三毛”。张慰军记得，父亲曾经告诉他，相比于圆润的三毛，他觉得原先那个瘦瘦的孩子更“好玩”。

国际的三毛

年过六旬的张慰军已是满头白发，但身材挺拔面色红润，方方的脸型与照片中的张乐平神似。他说，1992年父亲去世以后，他和哥哥、姐姐们就一直在整理张乐平的生活轨迹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作品、出版物，所以他对所有展品的创作背景都如数家珍。

细看“从军记”和“流浪记”的原稿，能看到画家用蘸水笔勾勒三毛的笔触，以及未及擦除的铅笔底稿。张乐平一生爱孩子，画孩子，他希望小小的孩子都能读懂三毛，所以只是给每组漫画起了短小的标题。这样规模的漫画，不着一字，完全以形象言事，需要画家极高的表现力。由于无字漫画是世界公认难度最高的漫画形式，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曾于2018年授予张乐平世界无字书“特别荣誉奖”，这是中国画家第一次获得世界无字书大奖。

《三毛迎解放》《三毛学雷锋》：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市委的领导说，三毛那么苦，我们党应该关心他。于是，很多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党员和少先队员就给张乐平出主意，如何改变三毛的形象。后来就是各种杂志约稿，于是有许许多多做不同事情的三毛。

任教于四川大学的哥伦比亚人土木，不久前刚完成《三毛流浪记》的西班牙语翻译。Mil Gotas出版社计划明年把这个“中国小男孩”送到西班牙、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书店里。在土木眼里，没有文字，单纯以画言事，这也是三毛的影响力能够自然而然地扩展到海外的原因之一。他是在中国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从日本朋友那里读到“三毛”的。一拿到书，他就彻底喜欢上了三毛，画面底下的拼音和汉字还成为他学习中文的入门材料。他把《三毛流浪记》比喻为“20世纪中国的X光片”，认为它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三毛并不是一个锁定在特定文化中的故事，他也有可能是一个生活在拉丁美洲或者任何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中的儿童的故事。”

在张乐平的创作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的连环漫画名作《父与子》。很多人，包括他的老友、雕塑大师张充仁，都觉得与三毛最接近的漫画形象是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笔下的小记者丁丁。丁丁和三毛，同样弱小但勇敢，调皮又善良，敢于挑战权威、反抗压迫。他们差不多诞生于同一个时代，虽然人物是虚构的，但所处的社会环境都非常真实。可惜由于当年与世界的隔膜，张乐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第一次接触到丁丁。张慰军记得，那时候家里开始有“盗版”的《丁丁历险记》连环画。

从影响力来看，说三毛是“中国的丁丁”，可谓恰如其分。近一个世纪以来，《三毛流浪记》先后被翻译成英语、俄语、越南语、韩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并在美国、俄罗斯、越南、韩国以及欧洲部分国家出版发行。

关于“三毛”系列漫画的发行数量，一个流传甚广的数字是2000万册。张慰军说，实际数量远远不止，那只是少年儿童出版社一家的统计，而且只是一定时期内的情况，一些历史数据已经遗失，难以找到。中国出版三毛漫画书的出版社也不止一家。据他估算，自三毛诞生以来，其总发行量应该已经上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