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其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

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

何为“文化强国”?从产业、人文专家到企业界人士，都有各自的解读，但涉及文化产业，大家较为一致，那就是，光有文化产业的数字，一定不是“文化强国”最重要的标准。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文化强国的根本目标还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精髓还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最高价值诉求是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化强国会有着诸多衡量标准，文化产业只是其中一个。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需要情怀与改革创新的精神的，二者并不矛盾，在文化产业领域同样有价值体现。” 魏鹏举对第一财经表示。

梳理最近几十年文化产业的变迁和投资主体的轮换，可以发现，文化产业的发展跟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同时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文化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微缩景观”

“与能源、地产行业不同，作为精神产品，文化产业既要有不同细分文化赋予的内涵，还要做好服务。不是说谁投资几个亿，三五年就能立竿见影有所成效，有些需要十年左右的投资周期。”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军认为，文化产业并不好做，投资大、风险高、投资周期长。

这种属性也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原始积累，其实是中国经济的“微缩景观”。从不同时期的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可以看到当时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产业。

作为文化产业最早的探索者，电影自1993年开始市场化尝试，并进入第一个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除了丁磊、陈天桥等互联网、游戏娱乐领域的富豪偶尔涉足外，渐渐风生水起的地产商成为文化产业的第一波助推者。

比如电影导演与地产商的捆绑。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张艺谋，从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到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不管是张艺谋商业电影的探索，还是艺术性的表达，地产商张伟平都曾扮演重要角色。

近些年被各地复制的西安“曲江模式”，最初也是地产商介入。一位熟悉此背景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当时的管理者很清楚文化产业的独特属性，对于一些已经市场化的细分领域，政府可以出扶持政策，做引导基金，但不可能从财政拨出大笔资金进行投资建设，而是吸引地产等社会资本介入。

“管理者把游戏规则做好，否则，谁也不会来。社会资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城市管理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发展?土地价值的升值与收益可以去滋养文化产业的成长，从而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活以及培养消费理念与市场。就跟养孩子一样，家长对于孩子教育上的投资，要的是未来几十年之后的回馈。”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曲江模式”加之陕西文化资源、消费、人才培养、投资基金等方面的崛起，使得陕西数次进入“中国文化产业指数”、“中西部文化产业指数”等排行榜的前十名与前三名。

地产商进军文化产业的典型，还有万达的王健林。缘于政策赋予的机遇，万达集团2006年进入自有院线品牌时代。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借助地产优势，迅速扩张的万达院线与万达电影成为万达集团旗下重要的支柱产业，万达院线一直稳坐中国院线老大的位置，收入一度占据中国院线收入的半壁江山。

而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影视娱乐传媒公司2009年的上市，以及《文化产业振兴计划》等文件的发布，引导热钱涌入文化产业领域，享受政策红利。

第一财经记者2011年参加的某影视金融班，地产与能源型企业的负责人占据三分之一，尤其是山西民营能源型企业的热情最高。

有些富豪多是历经山西2008、2009年的煤企重组，高价卖出民营企业的老板们，无论是寻求自身发展还是财富积累后的精神诉求，嗅觉敏锐的他们迅速投身到旅游与影视行业。

2010年，山西首次进入“中国文化产业指数”排名前十。

遗憾的是，热钱催热了影视圈，但山西的富豪们没有能再创出另一个《乔家大院》的辉煌。

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过渡

殊途同归，曾经的首富王健林不再孤独。当他在缔造“文化帝国”时，“软实力”成为文化地产商的核心竞争力。

2016年，随着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的兴建，各地涌现的“文化产业创意园区”“艺术表演剧场”“民营书店与博物馆”等聚集区背后多是大型地产企业。

2019年，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文化地产产业全景图谱》显示，有超过1/3的百强房企进入到文旅地产，如碧桂园、恒大、融创中国、龙湖集团、绿地集团等，投资金额合计超过万亿元。

只是，“泡沫”还是来了。

2018年，王健林为过去的激进投资埋单，“高负债”的万达集团开始混改，从“买买买”到“卖卖卖”;中国文化产业最活跃的电影产业进入到“重塑”阶段，文化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的兴建回归理性，开始整顿淘汰。

“文化产业正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目前处于过渡阶段。”魏鹏举说。

从某种角度而言，高速度的文化产业在泡沫中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产业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6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0年前三季度，这些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6119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下降0.6%，降幅比上半年收窄5.6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21229亿元，增长21.9%。

值得关注的是，内容创作生产15855亿元，增长4.1%;创意设计服务10276亿元，增长9.0%。

这至少说明，以“人”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在一些细分领域已形成了产业链条。

尤其是电影、电视剧产业，从内容到播出平台到衍生品，基本是以“版权销售”为核心，影视行业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影响力较大，有21家影视相关上市公司;演出市场涵盖了音乐、戏剧、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虽然释放出巨大商业价值，但在版权保护环节面临一些挑战，各自领域中的上市公司与品牌屈指可数。

但在“文化+”新业态下，新一波互联网巨头成为泛娱乐加速整合者。近几年富豪排行榜上，排名前十中，马云、李彦宏、马化腾、刘强东、雷军等近一半富豪涉足文化产业，各自在电影、电视、网络综艺、艺人经纪以及动漫游戏等细分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投资布局，即便去年春节，短视频平台介入版权与内容生产领域，但还未撼动BAT三分天下、相互制衡的竞争格局。

再加之消费升级下的文化旅游产业，各方都在碰撞，希望“融合创新”出超级IP的火花来，成为中国的“迪士尼”。

“这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对文化产业还是要有一定情怀，并具有创新精神。”李军认为，文化产业需要高成本的投入，需要社会资本的介入，但资本的目的只是去外地炒房、炒概念，还是让家乡变得更美，让更多人看到每个地域的文化魅力?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北上广占据资源、人才、消费等优势，其他各地都有各自的模式创新，对文化产业提出了不同的目标，但在向‘高质量’转型中，投资者的热情与情怀是一方面，政府管理者也应有所作为。”魏鹏举认为，有些地方的目标很清晰，但有些地方很模糊，对支柱产业的发展还在“等靠要”，对需要长时间才见效的文化产业的创新，就更没有积极性了。有些地方即便拥有好的文化资源，但综合指数很难提升上去。

从整个文化产业发展来看，一切还只是开始。

按照“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未来十五年，文化体制改革会继续深化，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也会完善，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势必会脱颖而出，对文化产业投资者来说，比拼的是企业家精神以及各自的视野与热情。(陈汉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