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在此，从考古研究、保护工程、科技进展、安全防范、机构人才、展示利用及国际教育合作共七个方面来介绍下我国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整体情况。

关于考古研究

全面开展了石窟寺考古调查。先后在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东、四川和云南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石窟寺调查，摸清了中国石窟寺的基本情况。

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石窟寺考古学科方法和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将考古学研究方法引入石窟寺研究，明确了中国石窟寺的分期、分区和发展谱系，构建了中国石窟寺的时空框架和发展脉络。

敦煌莫高窟9层楼

开展重要石窟寺考古发掘工作，开展了莫高窟北区洞窟、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克孜尔石窟窟前遗址、吐鲁番吐峪沟石窟、龙门石窟擂鼓台等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进行了克孜尔石窟、须弥山石窟、响堂山石窟、河西走廊早期石窟群、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部分洞窟的测绘和调查，为石窟寺价值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奉先寺正壁造像

出版一批石窟寺考古报告和内容总录。出版了《中国石窟》大型图录、《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和《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以及大足石刻、夹江千佛崖石窟、龙门石窟等遗址或部分洞窟考古报告，龟兹石窟、陕北石窟、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的内容总录。其中，《大足石刻全集》11卷19册历时14年正式出版，填补了国内石窟寺综合考古报告的空白。

关于保护工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石窟寺保护工程经历了七十年的探索与发展，形成了“重视前期试验成果支撑，科学研究贯彻保护过程，多学科联合攻关，动态设计和实施”的工作方法理念，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保护工程，有效地改善了石窟寺保存状况，逐步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转变，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

从发展历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莫高窟、云冈石窟、大足石刻等重要石窟寺，以环境整治、日常维护和应急除险等保护工作为主。

六七十年代，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下，实施了莫高窟“三年工程(1963至1966)”、云冈石窟“三年工程(1973至1976)”、龙门石窟“奉先寺加固工程(1971年至1974年)”等代表性工程，基本解决了危及石窟寺安全的严重险情。

八九十年代以麦积山石窟加固保护工程为代表，探索了石窟寺加固的锚固技术体系。这一阶段保护工程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岩体加固、水害治理、防风化、壁画修复、窟檐建设等各领域均取得进展，全国100多处石窟寺岩体结构失稳病害得到了有效治理。

麦积山第78窟

21世纪以来，石窟寺保护工程的科技水平进一步提升，保护理念更加完善，保护工作更加规范，实施了莫高窟壁画保护、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保护工程等代表性工程。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开展了世界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数字化等工作。

总体来看，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支持下，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川渝石窟等一批石窟寺的本体保护、危岩体加固、水害治理、安全防范、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消除文物重大险情、显著改善石窟寺保存状况，仅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支持石窟寺保护资金就超过10.4亿元。

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

关于科技进展

在石窟寺保护工作中，科技进步起到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尤其是实施了一批国家级重大研究计划，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石窟寺保护计划”纳入国家科技发展“十年规划”，开启了石窟寺系统性科技研究的先例。“石窟寺岩体裂隙灌浆加固技术”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有效解决了岩体加固的技术难题，裂隙灌浆材料技术、锚固技术等仍是石窟寺保护的重要科技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后，“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科技计划中，均设置了石窟寺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在石窟寺病害勘察评估技术、加固技术等领域取得了系列成果，“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201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石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项目2016年获得国家文物局“十二五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一等奖，大幅提升了我国石窟寺保护科技水平。

关于安全防范

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建立打击文物犯罪联合长效工作机制，将盗窃石窟寺和石刻类文物作为重点打击内容。2012年，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在四川眉山联合召开打击石窟寺和石刻文物被盗案件推进会，指导当地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破获石窟寺和石刻犯罪案件90余起，追缴文物300余件。

完善文物犯罪司法依据，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盗窃石窟、石刻文物的定罪量刑标准。通过持续打击文物犯罪，文物安全形势平稳，石窟寺及石刻类被盗案件明显减少。

制定出台石窟寺和石刻安全防范系统技术标准，加大安防投入。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70%以上的石窟寺具备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大足石刻-宝顶山石刻全景

关于机构人才

上世纪五十年代，百业待兴，石窟寺保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重要石窟寺陆续成立专门管理机构。1950年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整顿，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1950-1959年由文化部直接管理)，担负莫高窟保护与研究任务;1951年成立“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1952年成立“四川省大足县石刻保管所”、“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1953年成立“大同市古迹保养所”等。据统计，目前近50%的石窟寺国保单位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

麦积山石窟正立面

近年来，各地更加重视石窟寺保护工作。甘肃省创新管理方式，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北石窟寺整体交由敦煌研究院保护管理，破解石窟寺管理、人才、技术瓶颈;新疆龟兹研究院“一个机构管一片”，承担古龟兹地区克孜尔石窟等9处国保单位共600多个石窟近2万平米壁画的保护管理和研究任务;大足石刻研究院由处级事业单位升格为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直属副厅级事业单位，龙门石窟研究院调整为市政府直属单位，经费由自收自支调整为市财政保障，管理能力进一步加强。

石窟寺保护研究领域集中了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的优秀人才，涌现出常书鸿、宿白、段文杰、余鸣谦、樊锦诗等一批杰出人物，他们不畏艰辛、一生奋斗，为石窟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樊锦诗同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国内专门培养石窟寺保护研究人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较少，但也培养了一批石窟寺保护人才。北京大学培养了石窟寺考古人才，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培养出一批石窟寺保护人才，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佛教艺术研究人才。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也培养了一些专业人才。

龙门石窟全景

关于展示利用

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世界遗产，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具备较好的展示利用条件，不仅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景区，在国际也有较高知名度。莫高窟接待过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云冈石窟接待过法国、英国、墨西哥等20多个国家的政要，成为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与窗口。

除传统实物展示外，莫高窟、龙门石窟等积极探索石窟寺展示新手段，如莫高窟的“数字敦煌”、“虚拟洞窟”，龙门石窟的“万佛洞三维数字虚拟现实体验”等，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手段向观众展示石窟价值内涵和艺术特色，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参观体验品质。

莫高窟全景

关于国际交流合作

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的石窟寺保护研究机构，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际一流专业机构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在探测技术、评估技术、保护技术等方面了取得丰硕成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大阪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展环境监测、环境质量评价、壁画保护修复、数字敦煌等研究工作。九十年代，与德国合作实施了彬县大佛寺勘察研究;21世纪以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展了库木吐喇千佛洞、龙门石窟修复保护工程，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了我国石窟寺保护理念和技术的进步。

同时，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保护模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开始走向国际，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石窟寺“引进来”与“走出去”取得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