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思考，有必要注意——“基因”之形成并产生影响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对于其动态的过程，不宜作简单的、凝定的、偏执的理解。考察中国文化基因的历史形成，应当注意秦汉时期的文化样态及其主要特征和基本风格对此后文化史的前导性及规范性作用。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期。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的作用。而大一统政治格局对于中国文化基因的大致构成以及历史作用的实现有重要意义。另外，由于历史文化条件的复杂，文化基因的变异是可能的。

“闳放”风格与文化基因的早期形成

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的融并。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收获，使得我们对于远古文化的多元及多源的复杂性有所认识。《禹贡》“九州”说，是对不同风格区域文化的体现。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划分了七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经历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这些“文化圈”的形态和规模有所变化，区域文化风格也发生了历史演进。例如秦占有巴蜀，巴蜀实现了对秦文化的认同。而楚人征服吴越，在客观上也实现了楚文化的扩张。“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李学勤指出，“随之而来的，是秦文化的传布。秦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秦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齐鲁文化因行政力量的作用形成了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致在汉武帝时代，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融并而一。以“汉”为代表性符号，以“辉煌的汉代文化”为时代标志的文化体系出现在世界东方，并显现了长久影响后世的基本风格。

北胡南越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历史作用。秦始皇实现统一，有北河经营和南海置郡的重要战略动作，使得秦朝版图超过了兼并六国的空间规模。而北胡和南越及其他非中原民族的文化因子，也因统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影响了中土文化。西汉长安宫廷生活中有“胡巫”“越巫”的活跃表现。“胡骑”“越骑”也成建制地编列在汉家主力部队甚至近卫部队中。金曰磾这样的匈奴王族子弟在汉武帝身边得到重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中原王朝与匈奴的战争，与南越的战争，与羌的战争，与乌桓的战争，都实现着这种“交往”。匈奴的骑射技术、进攻节奏和机动性对汉朝军团有积极的影响。在物质文化层面，胡越及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介入了中原民族的生产和生活。

丝绸之路交通与东西文化交流。在张骞之前，已经有草原和海洋两条主要路径沟通了中原文化与域外的联系。经秦而汉，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得以正式开通。简牍资料多有汉王朝使团远行及来自西方诸国的“使”与“客”入境的记录。“胡贾”“胡商”的活跃，对于当时中国内地市场有激活的作用，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商品流通。外域文化影响中国最为典型的例证，是佛教的传入和普及。佛教自汉代传入后，全面影响了中国社会意识。

鲁迅曾经盛赞“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气魄深沈雄大”。他从艺术史展开的论说，其实也涉及我们民族文化基因的一种主流特征。在秦汉时期表现非常突出的这一文化风格，使得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社会风尚都呈现具有时代个性的积极、宽怀的特点。这使得其他文化因子也融入中国文化的历史壮流之中，成为这条浩荡长河奔涌的浪花。

大一统格局与文化基因的主要特征

秦汉大一统政体确定之后，在所谓“天下和平”“各安其宇”的政治格局中，“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匡饬异俗”“远迩同度”这些有利于经济流通和文化融合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条件建设，成为行政目标。秦王朝继承了秦文化在西北少数民族影响下较少为礼教拘束、比较急进暴烈的特征。所谓“秦戎翟之教”“秦与戎翟同俗”等说法，指出了这一传统。秦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实用主义的倾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东方文化“迂大而闳辩”，秦文化则风格大异，体现出对“功用”直接急切的追求。秦始皇焚书，医学、数术之学以及农学等有实用价值的著作并不禁毁。事后他就此有这样的言辞：“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早先秦昭襄王与荀子对话，就曾经说：“儒无益于人之国。”《韩非子·显学》强调：“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秦代这一鄙视理论思辨和文化教育的风格在汉代得以拨正，但对“实用”原则的坚持，在社会文化的许多层面得以长久继承。

汉代大一统后，应时代需求，对先秦文化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全新的解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提升了儒学的地位，这一文化史走向的重大变化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东汉儒学教育的普及，强化了其社会影响。“仁义”宣传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学者之言”通过政论和史论的形式，在有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发生影响。儒学虽然占据了主要教育资源，但是汉代童子“入小学”，童蒙教育即包括“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六甲”是关于天时的知识，“五方”是关于地理的知识，“计”是数学能力培育。《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会稽典录》说王充“为儿童”，“七岁教书数”。也包括了“数”。柳诒徵曾经说，“汉时小学，兼重书算。《汉书·律历志》：‘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盖仍周代保氏教‘六书九数’之法。故汉人多通算学。”王充等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明汉代教育为中国文化基因中科学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

文化基因变异的可能

文化史进程中事态百变，曲折莫测。历史长河，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河面，也有高峡险滩，如大河砥柱“激石云洄，澴波怒溢”的情景。除了暴动、篡夺、侵灭、灾变导致的社会动荡之外，其他重大事件的发生，也可能冲击原有秩序，而文化传统也会遭遇破除。所谓“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王风一沦变，民俗日呰窳”等，都是对历史文化演变的感叹。

文化基因的变异，有些可以理解为“颓坏”“沦变”，有些也体现出历史的进步。五四运动前后较早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与积极变革以求救亡的革命意识有内在的关联。他们对专制政治、国民麻木性情等方面的批判，也是一种积极的反抗。当然，这种以“变”适应新的世界潮流的追求，也是能够在中国文化基因最初的构成内容，如《周易》所谓“乾道变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与志向表达中，发现原生根由的。

总之，考察、理解并说明中国文化基因，有必要就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相关文化现象进行基础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