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题材，惯用的套路，轻车熟路的遣词造句……一些有一定功底的作家爱在自己的“舒适区”写作。但在这世界的不同角落，我们也总能发现有一些已在金字塔尖的作家，时刻警惕着陷入自我重复的泥潭，敢于丢弃烂熟的套路，不沉迷于写作技巧之中，不断寻求着文学的可能性与活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年纪虽已老迈，但笔端现出的朝气却还年轻，剧烈的反差成就了一幅幅动人的图景。

最近的图书市场上，有几位蜚声国际文坛的作家都有译介的新书与我们见面。这些拿奖拿到手软的“前浪”们，显然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拿过的奖项以及黄金般的写作履历。对他们来说，在“舒适区”里写作可能会让她们感到不安，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思想与创造的理由：从82岁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长篇新作《证言》的中文版，到伊恩·麦克尤恩以70多岁的年纪，写出一部以“人工智能”为议题的小说;再到去年去世的当代极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90岁高龄时写出的回望一生诗歌阅读之旅的非虚构遗作。这些已进入经典之列的写作者们，没有失去对社会的敏感，对时代的感知，有的用文学预言世界的巨变，有的在从未涉足的领域里写出新意，他们屡屡往写作的极限处寻求突破，书写着文字的无上荣光。

伊恩·麦克尤恩

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不是写未来而是写当下

“你永远无法估计伊恩的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一位文学评论家这样形容这位当今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从1975年发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并迅速引起轰动以来，麦克尤恩写小说的辉煌大半生，已来到了古稀之年。然而，不断寻求突破“舒适区”的写作，却丝毫没停歇的迹象。

新小说《我这样的机器》是他对时代热点的回应。在书中，麦克尤恩对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新科技等议题进行了“伊恩式”的展现。他设想了一个平行宇宙里上世纪80年代的伦敦，科技水准要远高于现在，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具有智慧。男主人公查理是个资深宅男，他爱上聪明又神秘的女邻居米兰达。查理很有钱，买下一台最先进的仿生机器人——亚当。在米兰达的协助下，他们一起设计了亚当的个性。然而，正是这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决定，成了后续一系列故事的伏笔。这个近乎完美的机器人漂亮、坚强、机灵，很快三个人的关系发展成了一场三角恋，他们必须得一起面对深刻复杂的道德难题……

闲暇时，麦克尤恩自嘲他的机器人爱上女朋友的“三角恋”故事，肯定不新鲜，甚至可以说已经被写滥了。但他进一步解释，自己想通过小说探讨的是机器人是否会有自我意识、人工智能究竟需不需要有道德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这些当下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在现实中已成了迫切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跟伦理、科技密切相关，对小说家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这本小说，与其说是写未来，不如说写的就是现在。我认为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写的就是当下”，麦克尤恩这样认为。到底这次他能不能在并不熟悉的题材领域完成一次全新的突破呢?无论答案如何，以一位网友的话来说：“70岁还能走出‘舒适区’进行创作，已然是勇气可嘉。”

一些读者在看完《我这样的机器》之后感慨：这么些年来，伊恩·麦克尤恩给读者的标配一直是：脑洞大开的情节，搭配出人意料的结局，在偶发多变的事件里探讨道德与人性，用虚构的故事直指现实世界的复杂人心。但犀利、富有洞见、主题的深刻性等等则又不断刷新着我们对麦克尤恩的固有认知。

他的小说永远站在伦理道德的悬崖边。比如，这个新作抛给读者的根本思考：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是外在行为还是内心生活?机器能明白人心吗?这个大胆而又刺激不断的故事提醒着人们，我们有能力创造出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东西。

麦克尤恩的作品近年来饱受影视改编的青睐，《赎罪》《在切瑟尔海滩上》等多部作品先后走上银幕，并取得了成功。包括《我这样的机器》在内，麦克尤恩目前已著有15部长篇、三部短篇小说集和几个剧本。好玩的是，他常会为准备一部小说而进行长时间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有不少课题都被他做成了科研成果。《我这样的机器》所进行的全新尝试，说明了麦克尤恩仍处于创作能力的高峰。这不仅体现在写作中，更体现在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早在年轻的爱尔兰小说家萨莉·鲁尼的《普通人》火爆欧洲之前，麦克尤恩就率先表达过对这位女作家的欣赏。他说：“我完全陷进了这个故事之中”，在他家客厅的书架上还存有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装帧精美的科幻小说 《第十一站》。从这些都可以看出，随着年岁的增长，伊恩·麦克尤恩并没走向狭隘或是固步自封。

不仅如此，伊恩·麦克尤恩在发表《我这样的机器》之后不久，又写了一部新小说《蟑螂》。在这部“卡夫卡式”的作品中，主人公在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型蟑螂，并一跃成为英国首相。这一次，麦克尤恩又将视角对准了英国脱欧这个话题，将他对英国现状的担忧写进了作品之中。新书的突然发布，又一次让新老读者们颇感意外，在麦克尤恩看来，英国现阶段正面临着许多问题。充满问题的时候，对小说家而言，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机会。面对当下困境，写作是作家唯一能采取的方法，而好奇心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他看来，好奇心让他的脑子、他的心灵时刻保持年轻。如果失去对世界的好奇心其实就是灵魂的一种死亡。他说：“对一个70多岁的写作者来说，我需要时刻面对这样的危险。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一天，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减退，就是我应该退休的时候了。”

村上春树

最新短篇小说集甫一出版，就被日媒寄以救市厚望

常年“陪跑”诺奖的“劳模选手”村上春树也是个不愿留在“舒适区”中的作家。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村上春树刚刚于7月中旬完成并出版了他的最新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该书是村上春树继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之后时隔六年，也是继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时隔三年问世的新作，由八部短篇小说构成。

有日媒分析称，在疫情导致的图书出版市场萎缩之际，村上春树的新书有望成为救市的畅销书。7月18日，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三省堂书店神保町总店用《第一人称单数》单行本搭起了一座巨大的书塔，并将开门时间提前到早晨7点，以便让读者早点买到这本书。而《第一人称单数》也真的实现了“救市”的预测，上市半个月就已售出了25万册。

“前浪”们的突破并不是今年的偶发事件。放眼国际文坛，会发现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即好些具有国际声望的作家，在其老年时期的持续写作能力往往让本土作家们望尘莫及。作家王安忆就曾多次提及已故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这方面给人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70多岁的菲利普·罗斯在参加完索尔·贝娄的葬礼之后，感到死之将至，命运的不可逆，反而以比从前更高涨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到继续不断的写作中去，直到《复仇者》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

而在今年夏天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的“翁贝托·埃科作品系列”的作者翁贝托·埃科，则是又一位在不断求变求新中写作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系列包括了《布拉格公墓》和最富盛名的《玫瑰的名字》等九部作品。其中，《布拉格公墓》是埃科2010年面世的作品，当时作家已78岁高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主人公西莫尼尼一觉醒来，发现忘了自己是谁，失忆的恐慌与不安让他决定仿效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精神治疗。他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逐步从记忆的迷雾中寻回孤独的童年时期，被生活抽打的青年时期，以及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背信弃义、随意出卖朋友、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居然成为19世纪后半叶整个欧洲政治和历史发展的导向。熟悉翁贝托·埃科的读者都知道，他的每一本小说都充满了历史、哲学、符号学和知识分子式的思想游戏。有趣的是，其小说晦涩难懂的风格反而让他拥有世界各地的大批拥趸。据说，《布拉格公墓》当年在意大利出版不到一个月便狂销45万册，并售出40余国的版权，全球销量超过200万册，真是一个让人惊叹的奇迹。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性别，只是众多偏见中的一个

去年，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布克奖史无前例地开出了个“双黄蛋”，其中之一颁给了英国小说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及其他》。这是自1969年布克奖诞生以来第一次颁给一位黑人女作家，但评论界却认为，这次破例让“黑人女作家首次获布克奖”的历史性时刻被浪费了!因为人们的关注点并不在这首位黑人女性布克奖得主埃瓦里斯托身上。

与埃瓦里斯托一起获奖的这个女人太过闪耀夺目。她不是别人，正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她的新作《证言》。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爱丽丝·门罗时，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这位被称为“当代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之王，也没能逃过阿特伍德的“女王”光环。评论界甚嚣尘上，认为门罗的短篇小说在其丰富性和影响力上，根本无法赢过阿特伍德。好多人在为阿特伍德喊冤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安慰，“欧!这或许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独特之处吧?”

据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前前后后一共获得了两次布克奖(《盲刺客》2000年、《证言》2019年)、五次布克奖提名，还获有其他各种高级别的文学奖。从她最为人熟知的、被拍成了海外剧的作品《使女的故事》中，人们可以看出阿特伍德具有细腻的女性意识与对社会深刻的洞察力。同样的，阿特伍德也是影视圈里的香饽饽，根据她的小说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从来没有过败绩。

去年入围布克奖短名单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证言》甚至都还没有出版上市，这大概又是布克奖史无前例的一次。随后，《证言》一经面世就登上了多家畅销书榜单的榜首位置，并最终毫无悬念地拿到了布克奖。作为《使女的故事》的续篇，《证言》的情节开始于前作的15年后，创作灵感则来自于读者对《使女的故事》的提问。《证言》以三位与基列国相关的女性为主线，展示了基列国的运作体系。早在《使女的故事》被拍成电视剧后，这个讲述在男权统治下，女性被迫成为生育机器的故事，以其所深刻富含的寓言色彩而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

据悉，《使女的故事》名字的灵感来源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小说设定在未来世界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国家，这里女性地位极其低下，多数女性沦为杂役，少数仍具备生育能力的则被选为“使女”，成为权贵的生产工具。女主角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国的使女之一，她慢慢走上了自我觉醒的道路。《使女的故事》在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了反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但小说终结后，基列国的许多秘密仍未能揭晓，这次在续篇《证言》中一一解开……

阿特伍德在给粉丝们的信中说：“亲爱的读者：你们问我的任何有关基列国和它内部运作的问题都是我这本书的来源。嗯，几乎每个吧!另一个灵感来源便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便保持着持久旺盛的创作力，创作出了众多精妙绝伦的作品，让人无法淡忘。评论家李敬泽曾评价说：“阿特伍德的小说几乎一直在表现女性的命运，写那些被遗忘的、被无视的、被彻底他者化的、沉默无声的女性，如何在苦难斗争中获得自我意识，如何争取自我主体的完整性。”而在阿特伍德自己眼中：“性别偏见，恐怕只是众多偏见中的一个。”

对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来说，对女性所面临的自身困境的反省不断加深的过程，便是她走出创作“舒适区”的不懈永动力之一。女性怎么从“自我”迷失走向“自我”觉醒，是阿特伍德关于女性生存困境思考的一个思想上的飞跃。在翻译家黄昱宁看来，拥有18个长篇、17部诗集、十个短篇集、八部童话，还写过剧作的阿特伍德不仅作品数量惊人，而且具有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突破、蜕变，不愿被局限住的特性。“为什么这几年她红成这个样子?我想，恰恰是因为近几年全球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女权运动等，使得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写下的一些预言真的要成真了。在这种危机感中，读者读她的书，会觉得每一页都扑面而来。而她的这种先验性，恰恰说明她始终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敏锐度。”(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