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晓龙,是在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前后。
飞天、金鹰、白玉兰,这是中国电视的三大奖。其中,白玉兰的定位是专家奖、专业奖。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影视剧导演之一,郑晓龙第三次出任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
专访他时,他说话特别详细。一个话题,引经据典,抛出观点,举例佐证。不需要问他为什么说话是这种风格,因为他的电视剧都给出了答案:强调细节真实的人,不可能不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一个复杂精密的运行系统。
戏如人生。这些真实的细节,让看戏的人,能在郑晓龙的剧中看到生活,看到自己。这样的剧,自然大家爱看。就像郑晓龙自己对经典的评价:大浪淘沙,历史能留下来、一代一代老百姓都会看的作品,才是精品。
戏如人生,让你从戏中看到自己大浪淘沙,能留下来的才是精品
郑晓龙本人获奖无数,他曾低调又不失自豪地说过:“拿奖多到不好意思提。”确实,他早已是三大奖的最佳导演奖大满贯得主,包括2008年凭《金婚》、2012年凭《甄嬛传》捧入怀中的白玉兰。他觉得奖杯不如口碑,但同行和普通观众,却都愿意把褒奖送给他,称他为“爆款制造机”。从1990年担任万人空巷的《渴望》制片人开始,他的“爆款”持续了30年,他执导的《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芈月传》《急诊科医生》,部部都是当之无愧的“现象级”。
专访他时,他说话特别详细。一个话题,引经据典,抛出观点,举例佐证。不需要问他为什么说话是这种风格,因为他的电视剧都给出了答案:强调细节真实的人,不可能不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一个复杂精密的运行系统。
戏如人生。这些真实的细节,让看戏的人,能在郑晓龙的剧中看到生活,看到自己。
这样的剧,自然大家爱看。就像郑晓龙自己对经典的评价:大浪淘沙,历史能留下来、一代一代老百姓都会看的作品,才是精品。
1我的籍贯永远是填上海
青年报:您和白玉兰奖很有渊源啊,组委会又一次邀请您做评委会主席了,更何况您还四度提名、两次拿白玉兰奖的最佳导演奖。您对上海这座城市是什么感觉?
郑晓龙:我自己来拿了两次导演奖,是《金婚》和《甄嬛传》。但我和白玉兰奖的缘分不止这么多,2004年白玉兰奖就邀请我做了评委会主席,后来2009年又做了一次,所以很熟悉了。这个奖是专业奖,跟另外两个奖角度不一样。今年好片子多,对评委是个考验。
至于上海,其实我也是上海人。我虽然出生在北京,但我父亲是上海人,所以我无论什么资料,籍贯永远是填上海,填了几十年了。只不过我妈妈是东北人,我们家不说上海话,到现在我都“听大不懂”上海话,但是我在上海有大量的亲戚朋友,所以我对上海很有感情。
除了血缘关系之外,我还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本身。我曾经想搞一个剧本,叫《两个人的上海》,从小人物出发,讲上海几十年的发展故事的。(记者注:2015年,郑晓龙和王丽萍曾宣布将合作电视剧《两个人的上海》,该剧从浦东开发开放开始,跨度20年,讲述海纳百川的上海故事)筹备了很长的时间,但最后没做成功,被另一家公司拿去了。但因为这个剧,我对上海有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
青年报:您曾经说自己有上海情结,所以上海的哪些特质是您喜欢和看重的?
郑晓龙:我做电视剧,跟上海电视台和很多上海的影视公司有着多年的合作,这让我对上海的认知更深了一步。上海不仅仅是现代、时尚,还包括着上海人的契约精神、热情和包容,包括在中国的现状下,上海的变通能力和主动作为,都让我有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愿意到上海来,愿意跟上海的朋友一起合作,为中国的影视剧做点事情。
青年报:这次白玉兰奖评委会主席做下来,听说很累?
郑晓龙:特别累。评奖结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满意,但我确实是凭着对艺术创作的认真态度来评的。今年入围作品质量很高,评委们争论也多,有些作品可能放在往年就得奖了,或者能出好几个“双黄蛋”,但我们都不愿意产生“双黄蛋”,所以就评得很累。让我欣慰的是,从我之前来做主席评奖开始,过去十几年了,评奖还是不受任何干预。当然,凡是对我有干扰的,我也不理,对我没用,我有自己的坚持和原则。下次我还是希望自己别当评委了,就希望带着作品来上海,提名或者领奖,都会更舒服一点。
青年报:都说您是“爆款制造机”,也曾有人评价您说,“每一次都踩在点上”。这大概绕不开《甄嬛传》。您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郑晓龙:别人说我老是踩在点上,但是我从未有意识去踩点。其实一代一代的观众,口味都不一样,而且你的题材也不一样,但一踩响了,再一踩又响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性的东西不会变,只要你讲人性本质的故事,什么时候都有人关注,甭管几零后。其实电视剧是讲什么?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人性当中的一些更深刻的或者是更有意思的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是有意思的,普通人的价值观也是有意思的。
观众,虽然需求越来越多元,但我很少去考虑所谓的“分众”。因为我觉得电视是大众媒体,真正搞这个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接受。要更多的人喜欢,你就必须考虑大部分老百姓、大多数人的认知,这里面包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生活上对价值观的认知。比如说,一夫一妻制是大众化的价值观,一夫多妻制只能是少数人的认知吧?大部分人希望情感专一,希望能一生一世。所以你老去歌颂一夫多妻制,可以吗?这不是大众化。
我拍《甄嬛传》,其实就是批判一夫多妻制的,揭露封建皇家的落后、黑暗的婚姻制度。这片子后来到美国,美国人都能看明白,他们的广告词用的是“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弱女子对抗整个大清帝国”,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都能看到这部剧是对封建社会的反抗和批判,可国内有些人却说是什么“宫斗剧”,我觉得我就有点不懂。我觉得这叫没文化,无知无识。
2我所谓的踩点成功是对人性的挖掘
青年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您总是出爆款,也应该是您做的题材比较多元。大家都说你古装剧、年代剧、现代剧都能拍出郑晓龙的风格。现在网络发达之后,好像大家在美学角度,都在走个性化,您对个性化美学怎么看?
郑晓龙:我觉得这些年出了很多特别奇怪的定义。此前说写工厂的就是工业题材,写农村的就是农村题材,这还好,但年代戏就特别有意思了,我特别不明白什么叫年代戏。难道清朝那时候就没有年代了?再往前就没有年代了?在定义上,这些都是巨大的不科学,因为这个不科学就导致了很多东西都不科学。
其实,真要分,你可以说是警匪的或者是科幻的,这么去定义它就足够了,而且还科学性比较强。
说个性化美学风格,是因为网络上内容量巨大,所以就允许更多的创作者在网络上表现他们的个性,实践他们的美学思考。还有技术上它可以承载的空间也更大,包括拍摄,比如最前沿的灯光技术、摄影技术,都给网络剧的创作个性化带来了非常多的可能,下一步5G技术也将被应用在其中。另外就是网络剧的资金来源,变现方式比较多样,比如说可以单片收费、会员收费等等,这也使网络剧有更多的资金,去给这些想要表现个性的创作者空间。
我自己,当然也喜欢个性化。搞创作的人,谁不喜欢自己的作品个性化呢?
青年报:听说您今年还接了一部主旋律作品叫《功勋》?这样的题材拍起来是什么感觉?
郑晓龙:现在我们正在弄这个事儿,这是总局(国家广电总局)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连《功勋》这个名字都是由总局直接想出来的名字。我一开始有点犹豫不想接,并不是因为这是总局的“命题作文”、交办任务就觉得不好,而是我没有太大的信心拍好。但是,当我真的了解这些功勋人物的故事后,我也理解了总局为什么找我拍《功勋》,让我来当这种题材的导演——你真正对这个事情上心了,你就会觉得,需要好好拍出来一个有意思的、说人话的《功勋》,因为他们真的为了国家甚至为了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点谁都否认不了。
你像屠呦呦,她的青蒿素的发明,每年在全球能救活上百万人。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吃饭问题?比如国家的氢弹之父、核潜艇之父,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造出的国之重器,为中国这个国家的自立自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又比如申纪兰,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她最先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后来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为中国的男女平等,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这些有功勋、有功绩的人物,怎么才能表现好?不刻意拔高、说的是人话、干的是真正反映他们内心思想价值的事,把这些科学家的个性拍出来,才可能成为一部合理的、好看的片子。所以,虽然一开始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任务,但后来我们自己自下而上去调查了解这些人物时,才知道他们那会儿根本不是后人所认为的“不同人”,他们只是专注,只是“一根筋”。这些都是人性,都非常非常有意思。
青年报:您说作为评委,您最在意的一个点是细节真实?在以往的采访中,您也一直在强调真实这个词,这在您的作品中,是怎么体现的?
郑晓龙:我对片子的审美要求——细节的真实。没有细节的真实,片子的完成度就有很大的问题。一个片子,我觉得需要获得大众的接受,细节不真实的话,情节的虚构不会让观众接受。我说的细节是指对整个片子的细节把握,包括人物、美工、摄影等等。
我们需要的一个创作态度是现实主义创作,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在很多古装剧,有一个现象是它们都模糊了真实的历史朝代,是架空的。为什么呢?多方面的原因。如果是真实的朝代,送审时可能历史学家会觉得你不符合历史真实;播出时,很多老百姓又容易把文艺作品当真实的来看——这可能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索性就模糊时代背景,最后越来越架空。
我哪怕拍的是古装剧,我觉得自己也是带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拍的,而不是瞎编乱造的。《甄嬛传》你们看过小说没?小说原本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架空的、没有朝代的宫廷爱情故事。我们把它落到了雍正年间,有一个真实的朝代。为什么放在雍正年间?因为雍正是个勤政的皇帝,这导致在后宫——由于必然的封建婚姻制度——后宫人员的竞争是毫无疑问的,故事就有了真实的支撑。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很多细节上的真实。
3爆款剧的生命力在于细节真实
青年报:您前两年拍了《急诊科医生》,很多人都说,很多剧情跟今年的疫情都契合。(记者注:该片第26集中,医生江晓琪发现从非洲回来的某病人感染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随后的情节跟今年的疫情很像,该片也因此被网友誉为神片)您自己回头看这个作品,有没有看出有新的意义?
郑晓龙:你看,这就是现实主义态度拍的片子,注重细节!所以,它到现在都有生命力。如果我是瞎编的,那我怎么也编不出新型冠状病毒这个词。所以今年暴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我们当时的词儿都一字不差,所以,疫情暴发后人家给我发过来时,我都惊叹“不可能吧”!
为什么?因为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而冠状病毒本来就是生活当中真实存在的。我们创作这个作品的人叫罗点点,她本身就是急诊科医生,所以她专业,对医院里面急诊科的这些故事,也都了如指掌。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反复注重细节的把握。包括给病人打针、抽血、止血、开刀做手术,全部都是用的真实医生、护士的“手替”,他们的动作专业,这样我觉得就有意义。也因此,我们最后没把医疗题材拍成一个医疗偶像剧,是吧?故事真的要跟生活结合得特别紧,这一点真的特别重要。
青年报:所以细节真实是产生爆款的一个必要因素吗?此外,您此前的采访中也有讲过,奖项从来不是创作的唯一追求,要造精品。在您心目中,爆款和精品有一些什么联系?对于现在很多从事影视行业的年轻人,您有一些什么可供分享的经验?
郑晓龙:能做到爆款,真的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不是那么容易就爆款的。任何国家都如此,任何影视剧的拍摄都如此,爆款必然是经过了多少年的沉淀或者努力,才有可能产生。你看《红楼梦》,曹雪芹写了一辈子、一生,它才成了个爆款。
我们创作的时候,不能想着爆款,要想着做精品。对年轻人来说,可以好好想一想,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什么是好作品。到了社会上,我们也应该知道,什么才是好作品。从《战国策》《史记》,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里面哪些是精品哪些不是,现在一眼都能看出来。
什么是精品?大浪淘沙,历史把它留下来的,就是精品。这些人类文化的高峰之作,跟得奖不得奖没有关系。一代一代的人都去看,还要一代一代的人喜欢它、研究它,像《红楼梦》,最后甚至形成了一门学问叫“红学”。
毛泽东同志把《红楼梦》称作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列宁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称作沙俄时期农奴制度的一面镜子。你仔细想想,托尔斯泰哪知道列宁呢?哪里知道农奴时代这种历史断代的知识呢?曹雪芹哪里知道封建社会这个词?但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真实的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里的人和事,后人再来看,发现他们刻画了非常好的形象,揭示了非常牛的道理,他的作品能够被后人不断用新的内容填充进去——能被观众认可、经得起时间沉淀,这就是精品。
4网络剧是趋势,未来我会拍一部超级网剧
青年报:您导演的作品,题材比较丰富,那您有自己偏爱的题材吗?会尝试比较年轻时髦的题材吗?
郑晓龙:有些导演比较爱拍一类题材,我恰恰是不爱拍一类题材的人,我各种题材都愿意尝试。比如说海外题材的拍过《北京人在纽约》,家庭问题的拍过《金婚》,古装的拍过《甄嬛传》。还有农村的我也拍过,医院的我也拍过。对我来说,每一个新的题材的创作,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是一个新的感受,人生新的一种方式。我会把我对这一段人生的或者是在这个环境里的人生感受,我自己的认知放进去,这是之所以说我自己很难老在一种题材上(停留)。
我希望在片子里有一些营养。看你片子的观众,放弃了吃喝玩乐的好时光来看你的东西,你一点营养都不给人家,有点那个是吧?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思考,尤其是现在年轻的观众,他们不会呆呆地看这个东西,他一定要思考,一定有自己的吸收。你把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告诉他,他如果觉得真挺好,跟他对社会的认知、对美好和价值的认知相吻合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喜欢。这就需要创作者保持敏感性。
至于时髦题材,我觉得自己不够时髦。但是,我在尝试拍一部超级网剧。
青年报:这次白玉兰奖,把网剧加入到了电视剧单元的评选,我们知道网剧是什么,但这个超级网剧是什么概念和体量?
郑晓龙:我始终觉得网络播出的和电视台播出的,只是播出平台不一样,都是电视剧。也许是平台不一样,反过来对制作的要求不一样,但目前还没明确表现出来。比如拍超级网剧,更大制作,播出时间和电视台不一样的,比如互动性的网剧,根据观众需要迅速制作的网剧,是多线头的,多角度的,可以和观众直接互动,技术上的不一样而使生产出来的作品不一样,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网剧。现在的所谓网剧只是网上放映的,仍然是电视剧。现在并没有因为技术改变,在生产和观看方式上就有所改变。
超级网剧,我的理解是在表现形式上得不一样,或者播出形式上不一样。比如一般电视剧45分钟,它就得一个小时,或者播出频率超级慢。美剧里也分超级和非超级,比如大家看过的《老友记》,多机拍摄现场切换,就是普通的,但是《权力的游戏》就算是超级网剧。
我现在在弄一个剧本,他们希望我拍成超级网剧。它是一个大的题材,是所谓的历史传奇,它具备真实的历史背景,在这个基础上有创作。它的历史意义特别重大,因为我觉得我很难想象拍一个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我不说价值观,但是无论如何,你在各个方面或者在美学上,或者是在所表达的你的精神境界上,表达人格和人性尊严的深刻的感觉上,你都要或多或少有点营养。至于播出形式,希望是周播,不是一天两集。
我自己也很看好网络播出的样式,未来它一定会取代现在在电视的播出。海外像HBO、华纳兄弟和迪士尼,都在搞自己的网络播出,因为他们都看到了Netflix的影响。技术上的进步,必然带来样式的不同。这是个方向,没办法阻挡的。生产力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
青年报:但是网络播出时代,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弹幕、倍速观看。还有人在争论长视频短视频,觉得碎片化的短视频会改变下一代的视频观看习惯。您怎么看待这些新事物?
郑晓龙:网络播放跟电视台播放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及时反馈,弹幕就是这样一种反馈,虽然我觉得有点儿戏。但它反馈之迅速,是电视台永远无法做到的。但是这些技术应该带来拍摄方法的不同,出现一种先进的剧组,目前这些还没有。
至于倍速观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不喜欢看,又何必看它呢?看点别的好了啊!我想还是有些人的社交需求,让他不能不看,怕第二天没话题,没法跟人聊天对话。
对于长视频和短视频,我觉得不是用长短来比较的。比如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有各的优点,各有需要。观众可以被长的带进去,迷下去,在节奏快的现在,碎片化的信息也有需要。最关键的是内容,影视剧无论长短,必须要有思维性,更要有社会热点,能在街头巷尾引发情感共鸣,让观众对号入座、有情感联结才会有价值。
倒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是挺严重的问题,就刚才说的观众“分众”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些网络更好挣钱的方式而已,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来你喜欢什么,就给你推送什么。如果只是简单地分析裙子、化妆品或者什么商品,这还好办;如果只是推送给你这一类的文艺作品,比如电影,也勉强算是没问题。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我喜欢这一类的观点,你就给我这一类关键词的文章,这只能逐步固化我的认知,带来整个社会观念的固化,这样的“分众”,我觉得是起到了撕裂社会的作用。
青年报:无论是真实也好,炒作也好,现在视频平台的竞争,导致了每年每家都会有一部“现象级”“爆款”出来,但同时还有一个现象级就是中国的电视剧制作,每年都有大量的库存和积压现象。随着大家精力都放在爆款上,这种积压会越来越严重吗?
郑晓龙:积压这个事儿没办法。特别是前些年,咱们盲目投资,很多资本认为影视剧能够赚钱,就有大量非专业的人在弄,门槛也很低,拍了很多品质非常差的片子,自然就被积压了。那会儿老在说一年拍16000集,每天得播多少集才能播完啊?市场不成熟到这种程度。你让别人每天别的事儿都不干,只看电视剧吗?
我们都在说要从电视剧大国走向强国。美国是电视剧大国也是强国,一年生产的电视剧也不过4000多集,其中还有很多是爆款。我们是多少倍了?
我们现在电视剧火,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厉害了,但现在的环境,也让我们反思,看看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基本都是国外进口的,甚至连制作软件也都是进口的。这个行业的工业体系,都还没完全建立起来,还很初级,我们需要将整套的体系发展起来,能够拉动国家的GDP,这才叫工业化。现在有票房有收视率,还不叫拉动GDP。
郑晓龙,1952年11月30日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著名导演、国家一级编剧、出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剧导演协会会长。主要作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急诊科医生》和电影《刮痧》《图兰朵》等,都是收视和口碑俱佳的作品。
郑晓龙真正开始自己的“爆款制造机”生涯,是1990年在感情剧《渴望》中担任制片人,随后1993年因与冯小刚联合执导《北京人在纽约》而获得关注。2000年执导的剧情片《刮痧》获得北京市十个一工程奖。
作为导演,他获奖无数,在中国电视的三大奖项中,他实现了最佳导演奖的大满贯。2008年在第1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凭《金婚》、2012年在第1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凭《甄嬛传》获最佳导演奖,2009年在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凭《金婚》获优秀导演奖,2016年在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凭《芈月传》《红高粱》获最佳导演奖。(陈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