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今天并不是一个只需关心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小时代”，时代在呼唤更多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出现。因此可以说，能不能写出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文学新人，既是当前乃至未来文学的重要使命，也是对处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危机共存的中国作家的重要考验。

一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不难发现，青年形象的塑造总是最能折射时代变化的脉动，同时也总是最能表现变换着的时代精神。青年形象与其所处时代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互文关系。这种状况的出现，与青年形象的现代性内涵息息相关。青年最能感应时代的变化，也总是能开风气之先。比如说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总是与革命青年联系在一起。1956年前后的“百花时代”，青年总是率先举起反官僚主义的大旗，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同样，青年也总是容易冲动从而犯下或大或小的过失，因此在1978年前后，青年曾一度作为被怀疑和被审判的对象，浮出地表。像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难以驯服的青工杜兵和《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玩世不恭的刘思佳，都是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询唤”和“规训”的对象出现，成为现代化的建设者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们未来命运的最好注解。

从对“文革”意识形态的怀疑，到人生道路的迷惘，到最后被“询唤”到现代化的建设中来，这是当时青年新人形象塑造的演变轨迹。在这当中，怀疑和迷惘针对的是“文革”意识形态，朝向的是现代化意识形态。这一状况在80年代中期出现明显变化。难以被现代化意识形态“规训”的叛逆青年形象，曾一度占据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突出位置，叛逆青年的出现，表明的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裂缝与危机。这一叛逆形象，经由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洗礼逐渐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被纳入到市场经济的秩序中来，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形象，王朔的小说显示出来的正是这一时代趋势。另一脉络，则是“边缘青年”的形象谱系。其带来的是一种失败者的精神气息，但因其反叛的姿态，故而常常显示出某种悲壮色彩。宁肯的《沉默之门》《蒙面之城》是其重要代表。

这种情况，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边缘青年的形象逐渐被“失败青年”所取代。虽然说边缘青年和失败青年，他们的人生都带有失败者的气息，但“失败青年”关涉或指涉的更多的是个体性，他们的人生大多只是关涉一己的命运，而不再或很少具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寓言色彩。他们的失败处境，更多是全球化的语境所造成的，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多少带有个人命运悲剧的特点，悲惨、悲剧、悲催和凄恻，但不悲壮。这是此一时期“失败青年”形象的总体特征，比如苏小枚(文珍《衣柜里来的人》)和温小暖(马小淘《毛坯夫妻》)等。他们的失败是个人的失败，或者说更多关乎个人的选择;另一种选择下，他们的人生可能就别有洞天。这种“失败青年”形象，一度成为“80后”作家的代际特征。关于“80后”文学写作，一直以来多在“失败青年”这一形象上被认知，所谓成长的创痛、自闭倾向、自我逃避和沉迷内心等等，是这类形象的主要精神特质。与这类形象特质联系在一起的作家，有文珍、孙频、蒋峰、颜歌、张跃然、马小淘、苏瓷瓷、七堇年等。

二

近几年，青年形象的塑造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当然首先是指“80后”作家们的转型以及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崛起。较之“80后”作家的创伤书写情结，“90后”作家的写作更多温和、更多理解和更多内敛，他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同于“80后”的整体气质。这种新的气质表现在“90后”作家笔下的青年形象身上，称他们为“文学新人”似乎并不过分。

当然，这一“新人”气质并非“90后”作家的专属，而毋宁说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出现的新的特征的表征。文学上的经典形象虽多被失败者形象所占据，经典作家们也一直在努力塑造文学新人，比如说鲁滨孙(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天真汉(伏尔泰《天真汉》)、维特(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觉慧(巴金《家》)和梁生宝(柳青《创业史》)等。一般情况下，文学新人形象多出现于某一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和上升期，在之后的稳定期或衰退期，失败者或“多余人”的形象会日渐增多。这似乎已为中外文学史所证实。此一情况，在“晚期现代性”的今天，似有不同。全球化的高歌猛进，曾一度让中国的青年们迷惘、挫折和无所适从，同时也带给他们无数新的机会、机遇和挑战。全球化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今天青年形象的整体形貌及其精神气质。近年来，青年形象的精神内涵朝着丰富多样和复杂立体的方向发展，他们不仅意识到镌刻在自己身上的精神危机，还尝试展开精神上自我救赎的努力。比如路内的《十七岁的轻骑兵》《雾行者》，其中的青年形象虽大多表现出叛逆、游离和自由自在的状态，但其实处于随时被接纳入全球化的社会分工中去的命运。这些主人公们确实多不成功，但却又不能仅仅用失败来形容。他们有执著且有韧性和追求，也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他们的人生更多涉及选择背后的精神坚守。如果说“失败青年”更多指向社会批判的话，救赎者的出现则是更高意义上的文化批判。

须一瓜的《致新年快乐》中的民间组织“伪币们”陶醉于非正式警察形象，并不是出于理性的反思，也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更多关乎某种精神上的自救或救赎。这些形象很难再用“失败青年”加以概括了。经过了个人奋斗后的人生并不总是失败，但却仍旧摆脱不了挫折感和深深的厌倦情绪，这使得他们更多表现出忏悔、救赎和文化批判的倾向。类似主题还有北村的《安慰书》、鲁敏的《奔月》、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田耳的《洞中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等。从成长的创痛到精神危机，再到自我救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90年代以来的文学写作中青年形象变迁的整体轨迹图。

今天的文学写作要想塑造出区别“失败青年”的形象，就必须思考如何重构或重建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返回内心当然是文学写作的必要之环，但返回内心并不是目的，而应是为更好地重回社会作准备。返回内心，是为了更好地重回社会。所以，青年们的忏悔、精神危机以及救赎，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以新的和更好的面目迎接社会。

三

就时下青年形象的塑造而言，科幻小说和新生代军旅小说特别值得关注。在刘慈欣的《三体》和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中，拯救世界的英雄主人公多是青年形象。这一现象表明，青年形象常常是作为人类的希望和未来而被认识和定位的，青年形象的现代性内涵若隐若现于文学史中“文学新人”形象塑造的始终。新生代军旅作家西元的创作也经历了从失败青年到文学新人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军人形象的塑造一度遭到严峻的挑战，失败感逐渐成为弥漫军营的情绪氛围，也带来了个人精神危机和国家安全危机的双重表征，西元的小说较为深刻地表现了这一心路历程及其转变过程。新时代的军旅新人形象当有新时代的特征，他们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比如《枯叶的海》中的王大心等人，日复一日的搬运水泥，锻造了他们的粗粝而坚韧的内心。在西元那里，他并没有一味从宏大叙事重建的角度展开新时代军人形象的塑造，而首先是从日常生活入手，这使得他的小说走出了一条文学新人塑造的崭新之路。

对于今天的文学写作来说，文学新人的塑造似乎已成为一个难题和悖论，我们一方面批评越来越多的青年形象沦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方面却又在持续不断地拥抱文学写作中的微小叙事，这一难题的出现当然与宏大叙事的瓦解密不可分，但如果仅仅归咎于此，则又是对问题症结的回避。聚焦日常生活的微小叙事同样也可以塑造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新人形象，西元的创作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点。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全球化的今天并不是一个只需关心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小时代”，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和全球性议题的不断凸显，越发使得能有效凝聚广泛共识的宏大叙事的提出与重建这一命题显得重要而重大：时代在呼唤更多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出现。因此可以说，能不能写出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文学新人，既是当前乃至未来文学的重要使命，也是对处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危机共存的中国作家的重要考验。从近些年的文学创作来看，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