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深做实“两区”建设、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在北京自贸区全面落地的宝贵窗口期，北京商报特别策划一组系列报道，聚焦自贸区的启航与成长。通过实地调研，讲述海南、深圳与上海自贸区三个先行样本因地制宜的发展故事，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与制度创新。同时，聆听来自北京自贸区三大片区顶层设计者和亲历者的权威声音、来自区内企业的一线声音，搭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间的信息桥梁，为北京自贸区的远航出谋划策。

自贸区究竟能做什么?上海之前，这是个问题。上海之后，这有了答案。上海自贸试验区获批消息传出后，一些人来问试验区是怎么回事，当得知这主要是制度创新而不是政策优惠时，有些人就失望地走开了。不过，也有更多的人选择留下来。虽然当时不知道这里能做什么，但先抢到入场券总没错。时至今日，上海自贸区七年，我们采访了一系列拿到入场券的企业，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回顾上海自贸区从无到有的经验。围绕上海自贸区，以金融为代表的系列制度改革在这里实操。舆论之关切、市场之热情，其实是全国上下对新一轮改革开放之期待。因此，改革的幸运和碰壁、开放的坚定和艰辛不会仅仅属于上海。

一键“解绑”

2018年，臻格生物创始人兼CEO陈建新就看中了临港这块地方：一来有地，方便建厂施展拳脚;二来靠海，是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好地方;三来临近机场，交通方便。而那时候，臻格生物也才刚刚开始运行，临港拿地的事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同年11月，上海接到了增设自贸区新片区的任务。一年后，谜底揭晓，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在负责“拿地”的臻格生物执行总监赵瑾的回忆里，这一切就像炒股，“看中了，还真就看对了”。

要说临港的生物医药，还得先从“老片区”的张江说起。张江有个高科技园区，汇聚了众多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产业领域的创新企业，也被誉为“张江药谷”。但张江更多汇集的是初创型的企业，要真正做到大规模会面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地。

也是因此，臻格生物将目光瞄准了临港。因为启动得早，“结果我们就变成了宣布建立自贸区以后第一个拿地的项目”。在赵瑾的回忆里，一切“就是这么凑巧，像写小说似的”。

但对臻格生物来说，落地临港的意义远不止在工厂。2020年9月，臻格生物所在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生命蓝湾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正式开园，而生命蓝湾的要义就是打造“朋友圈”——构建医药研发、制药产业与医疗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臻格生物选择这里，更重要的因为是这里有合作伙伴。据了解，从陈建新的办公室下楼步行两分钟，就能到君实生物临港工厂。而后者的抗PD-1单抗特瑞普利单抗(拓益)的工艺开发，就是陈建新带领团队“绝对主力做的”。当时参与“考察”临港，让陈建新决心落子于此的，也正是君实生物。

但生命蓝湾里的故事，更像是“后浪”。生命蓝湾的诞生，臻格生物所属的CDMO(生物制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以及CMO(生物制药合同生产)模式的风生水起，可能还要追溯回上海自贸区，追溯回张江。

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扩围，张江也被纳入其中。推着张江站上C位的就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在这一制度试行之前，我国药品注册制度是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捆绑制”的管理模式，受限于此，新药研发机构获得新药证书后，只能将相关药品技术以一定价格转让给药品生产企业，业内俗称“卖青苗”。

为打破这一局面，2015年11月，上海自贸区开始试点MAH制度，直接促成了中国第一款本土研发创新药的上市。而在MAH制度开路的大背景下，2016年，勃林格殷格翰公司与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生产基地，被选定成为国内首家CMO试点企业。

2019年，MAH制度正式写入《药品管理法》，开启全国范围推广。连带着的，CMO、CDMO等企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成不成，看金融

MAH制度不是上海自贸区带来的唯一一个红利，生物医药也不是上海自贸区唯一的想象空间。一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的开放举措，将赋予上海自贸区更丰富的想象。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个人合格的投资者对于境内外投资，都是选项。

换句话说，今后成还是不成，最大的标志就是金融。这是期待已久的事，被认为是在全国已经出现多家自贸区的现实下推动上海自贸区往深处去的最大动力。“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早在30年前，面对浦东开放，邓小平便已一句道破金融业的“天机”。

而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方面最主要的创新就是设计了自由贸易账户。在这一点上，渣打银行以及从事塑料粒子等化工原料出口的中小企汇威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汇威国际”)或许比谁的感受都深。

2019年，在与尼日利亚当地客户展开业务合作的过程中，汇威国际遇到了麻烦。从长三角一体化的角度，渣打银行另辟蹊径，想到了让杭州的企业用到上海自贸区的政策，从而寻找解决方案。

“考虑到这笔业务的交易背景真实有效，且有助于推动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的贸易模式，我们及时建议客户尝试在上海自贸区账户中操作这笔业务的落地。”彼时，渣打中国中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庄澔如此说道，而这也成了基于渣打中国自由贸易账户上的首笔交单和贴现业务。

在上海的成功经验带领之下，2019年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正式上线海南，由此，海南也成了全国第二个上线自由贸易账户的地区。同年11月，第二批复制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的地区正式落地广东、天津。

而上海自贸区最主要的内容不仅包括金融服务方面的创新，也包括负面清单，从规则层面与国际接轨，提供离岸市场，扩大贸易进出口等。要知道，中国的第一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恰恰诞生在上海自贸区。2013年上海自贸区挂牌的当天，第一批入驻自贸区的企业也正式露面，其中的“001”号证件便发给了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家合”)。

“当时微软想把主机游戏以国行的形式引入中国市场，刚好有了自贸区这样一个契机，微软便与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百家合引进开发游戏项目。”百家合董秘、政府及高级运营总监朱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百家合的成立恰恰得益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所提的“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的改革推动了百家合的成立，同时也终结了中国已执行超过13年的游戏机销售禁令。

“拥抱变化的勇气”

自贸区始于上海。“先行先试变成了示范引领，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领。”在今年的新年致辞中，提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时，习近平如此说道，而这也大抵概括出了上海自贸区作为先行先试者的意义。

这种感觉在行走在自贸区土地上的时候会变得格外明显，比如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的楼外，几行标语随处可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高地。这不仅仅是一句标语，也是上海自贸区乘风破浪的精髓。

一个积极，一个大胆，大致可以概括出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个自贸区会诞生在上海。比如在筹备试行MAH制度的同一年，上海自贸区就遇到了盒马鲜生这个“大麻烦”。

“2016年之前要开盒马鲜生店的时候，我们有餐饮、有超市、有物流，线上线下一切都是一体的，单是取证就很复杂，到底是用食品卫生许可证还是餐饮许可证是个大问题。当时从食药监的角度来讲，为我们专门开辟了两证合一的政策。”在盒马X会员店项目负责人黄玲的印象里，2016年1月盒马鲜生成功开店，3、4月上海的市级领导来走访盒马店，就是来考察政府创新怎么真正落地到实体企业的发展。

黄玲对北京商报记者称，盒马从初创的第一家店，一直到后面的所有新型业态，都得到了政府的极大扶持，这是“拥抱变化的勇气”。

事实上，早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第二年，习近平便提到，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上海自贸区没有辜负期待。数据显示，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第一个挂牌成立至2020年9月，七年间，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形成了300多项向全国分层次分领域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国务院先后推出的六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中，约一半为上海首创。

如今，上海自贸区早已不是最初的28.78平方公里了。3版总体方案之后，上海自贸区从28.78平方公里扩围到120.72平方公里，从4个片区扩大到7个片区，此后又确立“三区一堡”新目标，增设临港新片区，120平方公里又增120平方公里，上海一直“在路上”。

而上海自贸区也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和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片区相比，临港新片区在制度设计方面有不少创新和提升。临港新片区强调要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定位更高更明确。”对于临港新片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曾如此解释。

如今不仅是制度的复制，自贸区的形式也已经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全国自贸区渐成雁阵。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当天，新华社的一篇评论指出，以开放促改革，用倒逼机制推动发展活力，已被深圳和浦东的成功经验所证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正是新形势下的他山之石。七年之后，这句话依旧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