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财政政策走向备受关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明确信号：“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支出强度”。与此同时，在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质增效”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更可持续”的表述。

对此，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提质增效”和“更可持续”成为2021年财政政策的两大关键词。预计明年将统筹考虑财政发展和财政安全问题。财政支出保持适当强度，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在促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三方面主动作为。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将更多向改革要空间，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有望成为一大看点。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我国实施提质增效、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三箭齐发”：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增加1.6万亿元。与此同时，全年新增减税降费预计将超2.5万亿元。在疫情大考的特殊之年，上述特殊举措为我国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宏观经济政策配置要‘对症下药’，周期性的问题要用周期性的办法去解决;体制性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疫情冲击综合了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超常规的特殊办法加以对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22日指出，2021年我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中，疫情冲击这项发生了变化，宏观政策安排必须也作出相应调整。“不急转弯”的前提是要“转弯”，只是转弯不能太急切。

对于财政政策而言，高培勇认为，要统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统筹财政发展和财政安全，这是一个深刻考量，也是我们发展新征程中更加重要的着力点。财政安全可以理解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更高要求。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就业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供需之间、消费与投资之间、工业与服务业之间、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均衡性逐步提高。刺激性的政策必须根据形势变化而退出;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叠加经济增速下行，导致财政收支紧张，必须平衡好减税降费与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也对“把钱花在刀刃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适度保持支出强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财政支出的重点方向：“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对此，罗志恒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仍不牢固，落实“六稳”“六保”以及推动改革仍需要大量刚性支出。同时，党政机关仍过“紧日子”，背后是理念的变化和支出结构的优化。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对记者表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经济均造成了较大冲击，我国精准施策，经济逐步回暖、转向正增长，这为我国“十四五”开好局缓解了困难。但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疫情冲击影响还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因此必须给予经济修复的时间及空间。在此关键时期，宏观政策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给市场主体足够的信心及预期，以支持经济的复苏与繁荣。

在她看来，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资金直达基层、专项债等多项措施，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定经济的基本面，使企业、经济及财政均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此外，财政政策应与“十四五”发展战略目标相匹配。其中，统筹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重要的内容。

明年减税降费如何继续发力?业内表示，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到今年会议提出“完善减税降费政策”，预计明年会综合考虑可持续性，更多向改革要减税空间、发展空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持续”，通常理解为政策实施要留下余地，不要打光“子弹”。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理解是，财政政策要通过改革创新的方式主动扩展政策空间。他表示，减税降费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作为短期政策，包括社保体制的改革，税收收入制度的改革等。明年要更多通过改革的方式、通过税制改革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

高培勇认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立足于扩大内需，需要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在他看来，从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目标出发，加速构建新的发展格局，需要在提高直接税比重方面下大气力。

“明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将从减税降费转移到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罗志恒指出，持续减税降费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减税降费的效果必须依靠其他结构性改革才能共同起作用。近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越发注重运用改革的办法，财税体制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空间更大、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