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终，对明年中国经济的预测和讨论日渐增多。疫情之后，经济恢复的动能如何?“十四五”期间GDP增长目标又该如何设定?

从这些讨论来看，专家学者们对经济的恢复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在经济复苏与基数效应的双重作用下，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类同比参数将全面走高。

同时，他们也指出，需要高度关注宏观参数高涨背后的困难和隐忧。2020年各类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必将在2021年陆续退出，如何选择政策退出的时点、退出的步幅、退出的路径以及退出工具的组合，将是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决策的核心，并成为影响经济复苏走势的核心因素之一。

明年GDP增速或高达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回落。经过严格的疫情管控、行政性复工复产、出台适度的一揽子规模化宏观刺激政策等举措，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V型反转，走向稳定复苏的轨道。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11月29日在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率先恢复，全年可争取2%左右的增长。明年来看，正常情况下可以争取7%~8%或以上的增长率，但不是重返高增长的轨道。

其原因在于，“今年的基数低，仍属恢复性的增长，今明两年增速达到5%左右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状态。”刘世锦说。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11月26日在搜狐财经峰会上表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既不是V型，也不是U型，也不是L型，而是老师批改作业打对号的形状，下去得很快，上来也不会太慢，但是斜一点。

贺铿预测，经济会在明年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同时增速会比去年高，甚至高一倍。他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为8%，也是因为今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数低。

11月30日中国银行发布的《2021年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显示，2021年是中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府将持续推动扩大内需、支持创新发展、改善营商环境，加上低基数因素，经济增速很可能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以上，预计2021年GDP增长7.5%左右。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11月28日发布报告称，2021年由于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基数因素，各类宏观参数将全面反弹，全年GDP实际增速预计将达到8.1%，并呈现出前高后低、逐季回落的运行态势，预计2021年一季度将达到11.4%，到第四季度将下滑到5.4%左右。

该报告称，2021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之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一年，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更是中国开启“十四五”规划实施战略转换的第一年。世界疫情的逐步消退、中国超常规政策的常态化、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化和调整、内生新动能的逐步抬头将成为左右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最核心的四大力量。

“十四五”GDP目标如何设定

展望“十四五”，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GDP增速目标的设定。“十三五”之初，我国将GDP年均增长目标设为6.5%。那么，未来五年，是否还应设立具体的GDP增速目标?设定为多少比较合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党中央的建议主要是管大方向、定大战略的。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建议稿对“十四五”和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编制规划《纲要》时可以在认真测算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11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吹风会上提出，“建议‘十四五’期间年均GDP增速预期目标设定在5%左右比较合适”。这样的建议综合考虑了当前的经济增速水平、现有资源要素的利用情况、内外部的不确定性，也给未来的高质量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李雪松认为，“十四五”期间，可以继续设定年均增速目标。作出这个判断有两方面考虑：一是我国目前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应该继续设定增长目标，增加居民收入;二是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改革、开放、创新的活力将在“十四五”期间得到释放，这些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可以支撑经济保持合理适当的增速。

根据社科院的研究和测算，“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GDP增速可以达到5%~6%之间，但考虑到疫情的影响，2020~2022这三年间，经济增速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刘世锦也认为，GDP指标还是要的。他建议，我国经济可以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指标体系，即GDP指标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为挂帅指标。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就业指标也能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利用状态，这应是一个力争完成的指标。

此外，还可引入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等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事实上，如果前述指标处在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刘世锦说。

明年宏观经济政策怎么走

由于疫情冲击的不对称性以及救助政策的结构性效应，复苏的不同步、复苏的不稳定、复苏的不均衡是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的显著特征，使得中国宏观经济在呈现出诸多亮点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需要关注的突出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2020年各类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必将在2021年陆续退出，这将决定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逐步减少。如何选择政策退出的时点、退出的步幅、退出的路径以及退出工具的组合，将是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决策的核心，并成为影响经济复苏走势的核心因素之一。

“明年的宏观政策需要以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为锚，以全面扩大内需、缩小供需缺口为基本目标，为新战略启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妥善安排抗疫政策和纾困政策的退出，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显化的挑战，逐步回归常态化宏观调控模式。”刘元春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宏观调控应从传统的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和扩大出口等手段转向更加注重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以激发消费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

王军表示，提高收入是稳消费和形成“双循环”的核心与根本，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非常有必要继续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可分为两个阶段来实施，每阶段十五年，每十五年实现一倍增。在提高收入的基础上，未来应重视培育以下消费热点：高端消费海外回流、新型消费、服务消费、由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带动的升级型消费。

刘世锦强调，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结构性潜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还要实行更大力度改革开放，发掘“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能，需着力补齐实体经济的新三大短板。

具体而言，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的短板，基础产业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的短板，今后十到十五年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应力争实现倍增，由4亿人增加到8亿~9亿人，扩大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短板，解决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祝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