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完成和“十三五”收官，北京市学前教育建设正迈上新的台阶。1月22日，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北京商报记者对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园长李建丽进行了专访，面对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不到10%的托育现状，李建丽建议，北京市要加快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由卫健委牵头主导，社区发挥重要作用，有关部门和公立园等机构来整合力量协调。

3岁前带娃成负担

据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目前共有1.13亿0-6岁学龄前儿童，0-3岁婴幼儿有6000万人左右，其中1/3的婴幼儿所在的家庭有托育需求。调查显示，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不到10%。同时，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的照养职责和任务主要在家庭。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家庭中，对婴幼儿在工作日进行托育的需求不断增长，并呈现需求多元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二胎政策的推进让以往的家庭自负式的育儿模式难以维持，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由此我国托育服务面临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失衡等问题更为凸显。而托育服务体系的严重缺位已成为我国城市地区婴幼儿家庭面临的共性问题。

何琳和陈婉是大学同学，两人又在同一年生了娃，何琳家的儿子比陈婉家的二女儿大两个月，所以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育儿经验。

“除了月子里，对于妈妈来说，最艰难的就是孩子2-3岁这一年，特别是2岁半到上幼儿园前。”何琳和陈婉的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宝宝营养好，“80后”“90后”的父母比较开放，宝宝们到了2岁以后无论是大运动还是语言发展、认人识物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不是都说可怕的2岁、疯狂的3岁吗?这个阶段家里老人能帮上忙的还好，帮不上的要么依靠育儿嫂、保姆，要么妈妈就得牺牲在家照顾孩子。”

陈婉家门口的社区活动中心办了一个托育中心，每个月1500元，每天半天，一个班6个小朋友两个老师，早上8点前把女儿送去，中午12点接回来。

“别看只有半天，但对于我们这种双职工、二胎家庭、老人年纪又比较大的家庭太有用了。”陈婉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的公公婆婆和爸爸妈妈都超过了70岁，大女儿上小学高年级，基本能自理，小女儿两岁以后能跑能跳，老人如果自己在家看一天，确实压力很大。送到托育中心，中午吃完饭才接回来，到家玩一会儿就睡午觉，下午再玩一会儿自己或者先生就下班回家了，老人的压力和自己的紧张顿时减少了不少。“其实如果送一天，这么小确实还有点舍不得，小区这个半天正合适。”

与陈婉相比，何琳就没这么便利的条件。在儿子2岁以后，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己以家为中心，把5公里内的早教中心、托育中心考察了个遍，最后送到了一家自认为最高端、最贵的托育中心体验。

“基础会员费2万元，一买课包就是3万元起，每节课40分钟，老师全是英国人，听着特别高端。”尽管如此，何琳的儿子还是遇到了困难。“距离家有点远，开车要半个小时，如果我们不跟着，老人很难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早教班式的托育中心陪上、陪学的方式，无法解脱家长。”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个月后，何琳放弃了送娃，将自己家原来的育儿嫂请回来，跟老人一起带孩子。

两个妈妈直言，这一对小朋友上托育中心和不上托育中心的，除了对家长的负担外，更重要的是上幼儿园前的适应能力的差别。“陈婉的女儿从托育中心出来后，无缝对接了幼儿园，根本不需要适应。我儿子就不行，到现在上完一学期了，还是每天嚷嚷着不想上幼儿园。”何琳坦言，相比于自己，二胎妈妈陈婉在送娃去了托育中心后，反而显得更为轻松。

托育体系仍不完善

“0-6岁儿童的托幼一体化建设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提出过，目前北京市3-6岁学前教育的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圆满收官，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解决了入园难的问题，实现了普及普惠，现在也在按照教育部提出的优质安全的目标要求继续推进。相比之下，0-3岁的托育体系亟待建设。”李建丽谈道。“据我了解，超过半数的家长都有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的需求。”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指出，卫生健康部门应负责组织制定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规范，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负责婴幼儿照护卫生保健和婴幼儿早期发展的业务指导。

李建丽直言，尽管《指导意见》里要求，到2020年，围绕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应当实现初步建立，同时，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也应当建立起来。更明确提出卫健委要牵头协调十几个部门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据我了解，绝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落地细则，以北京为例，目前尚未特别制订计划来推进0-3岁的托育体系建设。”

特别是从公办机构的角度讲，李建丽指出，现下北京市公办托育机构少之又少，市场上的机构以民办早教机构、民办亲子机构或一些早教托育项目为主。“目前在0-3岁托育领域的政策办法、指导意见其实都已经非常明确了，但在具体落地的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有关部门要通过协调，设立明确的工作目标，一定要把这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满足家长的需求。”

社区机构最关键

“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早期教育机构办学行是应该同步推进的，这一点上，北京有条件在优质化学前教育体系建设上更进一步。”李建丽建议，政府应组织专家团队，研究制定托育服务体系发展方案和设置标准，出台相应指导意见，做好主体制度和配套政策的完善与落实工作。

“卫生健康委作为政府主管的托育服务部门，完善并建立托育服务的各项制度和管理机制，统筹协调考虑地区实际情况，建章立制完善并推进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规划、建设、发展等各项工作。”李建丽指出，在建设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体制机制中，国家卫生健康部门要牵头负责，同时与教育、公安等17个部门协同合作，共同对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李建丽提出，社区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出近地优势，“社区是实施婴幼儿托育服务最合适的基础阵地，社区可以建立0-3岁婴幼儿社区教育中心或者社区婴幼儿托管点，为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也要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

在公共早教托育体系之外，以民办、企业为主的早教托育机构发展情况如何?以主打老师到家业务的机构摩尔妈妈为例，其品牌公关负责人李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国内的早教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以我们机构为例，我们的业务开展就依托在社区场景里，如果有正确教育理念和工具的支持，社区场景中，能够让孩子获得最合适的教育支持。”

对于课外的早教机构，李建丽呼吁，要出台专门针对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的法律要求、行业规范、服务标准等文件政策，建立起针对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质量的科学评估体系以及监督管理保障。“加强监督，规范办学行为，一定要加强对机构办学场地、相关课程和教材内容的审查。如果能尽快制定早期教育服务准入标准和规范，以及审批、发证、监管、评估、惩处、退出等一系列管理制度，都能为早期教育服务提供法律保障和支持，使早教服务机构朝着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