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中国外贸依存度是否会持续下降

不少人置疑，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否会持续下降。

目前，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经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的峰值逐年回落。到201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31.9%，回到了20世纪末的水平。

我认为，新发展格局，不意味着我国外贸依存度会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会像美国、日本一样，长期保存在20%至30%的较低水平。

未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水平可能更趋向于德国、英国的模式，保持在30%至40%左右的合理区间。国际外需市场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和过去不同的是，进口的新功能将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加强，发挥以“内”带“外”的作用。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14亿人口以及全球最大规模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内需市场规模前景以及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内需扩张，可以进口直接拉动国际市场，提振国际循环的外部需求。

因此，将进口问题提升到战略性高度，可以激发我国超大市场国际吸引力。

02 安全导向是否会左右国际产业链重构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演进，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已演变为产业链条和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

基于效率优先的原则，国际产业转移也由原先产业梯度转移转向增值环节梯度转移，产业链条冗长化、零碎化特征愈发突出。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后，基于传统比较优势、唯效率导向的国际产业链分工逻辑面临深刻反思。

我认为，安全与风险变量将作为一种底线思维，被深度嵌入到未来国际分工主义中。基于安全 、可得的产业分工导向，会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新的分化，其重构特征将呈现出区域化、链群化、备份化的特征。

具体来说，宏观空间形态将发生区域化转变。

主要大国将会加快弥补、完善各自产业链的短板与缺口。虽然不可能每个国家都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但主要大国会优先考虑在国内以及协同地理上临近的经济体，积极组建区域化的更完整、安全的供应链，例如美墨加自贸区。

其次，中观产业形态上将发生链群化转变。

产业中某一核心环节或领军企业一旦在区域中落地，会产生强大的连锁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众多企业集聚，形成纵向密切分工、横向密集成群的产业链群，产业链群可兼具传统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优势于一体。

第三，微观生产形态上也将出现备份化转变的趋势。

疫情冲击使企业也认识到，安全、可控的供应链系统供应链系统对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出于提升话语权以及风险规避考虑，企业尤其是产业链龙头企业，将积极开发上游第二来源、备份供应商或设立额外的安全库存。形成一种常用与备用双轨运行的产业链结构。

综上所述，综合区域化、链群化及备份化三大趋势，将促使全球生产网络将在分工与整合、效率与成本、安全与风险之间取得新均衡。

03 中国如何迈过“技术追赶陷阱”

当一个国家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情形下，追赶型技术进步可推动最快技术差距缩短;但在准前沿阶段，追赶型技术进步存在潜在的“技术追赶陷阱”。

所谓“技术追赶陷阱”，就是指技术追赶者由于缺乏技术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技术进步缓慢,随着产业技术前沿的拓展和技术跳跃,而不断从产业技术前沿延续后退的现象。

目前，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准前沿阶段。

同时，我们又在关键配件及技术上面临打压和封锁。此时，政府应该扩大市场竞争，激励企业内生地转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跨越“技术追赶陷阱”，而且竞争引致的自主创新效应能取得更高的技术进步率，加快经济体向国际技术前沿的收敛进程。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一是扩大产品市场的进入端自由度，促进供给侧和跨区域竞争。建立国内统一的市场竞争格局，推进新的高效率企业进入，替代在位的低效率“僵尸”企业，释放熊彼特 “破坏性创新”效应。

二是动态调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强化竞争激励。在国内各行业和省区层面,依据各行业与国际技术前沿的距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性，实施阶梯递进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三是由吸收溢出转向竞争创新。进一步引进具有国际前沿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从以吸收国际溢出效应为诉求，逐步转向谋求外企引致的竞争创新效应，激励国企、民企和外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

四是对越是接近技术前沿的行业或地区，实施越为离散匀致的政府研发补贴。越接近技术前沿，创新到达的不确定越大，本质上要求更多潜在企业进入市场进行“创新探索”。此时实施竞争兼容型的补贴政策，可激励更多潜在企业进入市场，扩大市场竞争。

因此，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地区要立足内需市场，将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摆在核心地位，提升国内创新链整体效能，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新兴产业和尖端工艺的持续升级，最终实现技术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