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211，“双一流”院校声名远播，以至于人们常常忘了这些名校的数量仅占全国高等学校的0.5%，而二本及以下学生是被名校光环所遮蔽的、沉默的大多数。

学者黄灯在广东F学院任职十多年，教过超过4500名学生，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跟踪走访，她写下教学札记《我的二本学生》，并于今年8月出版。在书中，她重点记录了百余名学生入学、毕业、择业的过程，笔触辐射85后、90后学生，以及时代浪潮沉浮之间的个人史和家庭史。黄灯与学生彼此照亮，也看见了二本学生这一庞大群体背后的隐秘。在急剧分化的社会，他们与命运对抗，奋斗冲破自身局限，为此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内心风暴。

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了中国最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在书中，黄灯如此描述她的“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黄灯谈了谈她对二本学生择业的观察、教育“内卷”的反思，以及原生家庭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

“二本学生”的天花板

1995年，黄灯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岳阳大学，按照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而从大学层次、专业、招生难度、学校位置等方面综合推断，如今能够考入广东F学院的生源，和她1992年考入岳阳大学的难度系数大致相当。十多年的时间差，黄灯关心的是，这些和她相同起点的学生，在今天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从生源来看，广东F学院的学生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她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他们的大学并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由于广东F学院地处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专业偏重热门的财经大类，整体录取分数在全国同等院校中偏高，不少学生都是一本线以上招进来的优质生源。“比如甘肃的婉丽当年的分数可以上兰州大学，还有一些学生是可以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等，因为他们家长也不太懂，就觉得要到改革开放的地带去看一看，认为这个学校也不错。实际上，这些孩子其实和重点大学的学生没有太大差异。”黄灯向第一财经表示。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6月30日，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校(不含港澳台)，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40所，含本科院校1272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成人高等学校265所。“双一流”院校即人们所熟悉的985和211院校共137所。

大众化教育时代，文凭贬值，竞争越发残酷。二本学生在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学历歧视赤裸地出现在读研、就业等人才选拔当中。

黄灯看到，她的学生在考研的时候常常会因为第一学历而遭遇挫折。“哪怕他们笔试名次特别靠前，专业素养很不错。面试的时候就因为第一学历不好，总会因各种理由被刷下来。”在她看来，这一现象也是高校“内卷”非常重要的体现，“现在重点大学的保研率远远超过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比如它对外招生十个研究生，六七个来自保送，剩下两三个名额又只招重点大学的孩子。”

回望1999年，黄灯考取武汉大学研究生。事实上，她的第一学历是自考本科文凭。“拿到自考文凭，就可以和武汉大学的学生一样，面试的时候，绝不会因为你拿的是自考文凭而看轻你，刁难你。”她记得，武汉大学有一个插班生制度，它向第一次高考没有考上武大的学生开放，那些在其他院校读了大一、大二的学生，通过插班生考试考到武大，转学过去和其他学生一起上学，拿一样的学历。

今天，学历歧视不仅出现在考研这件事上，用人单位的选择同样如此。黄灯看到，很多大学在招聘老师的时候，明确提出第一学历要求，“第一学历不是985、211，连简历都投不进去。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为了节约招人成本，简单粗暴地以第一学历为准则。”

从二本院校学生择业倾向来看，不少人在毕业前夕奋力备考公务员，其努力程度赶超高考。另一些学生经历几年兜兜转转，赶在年龄限制之前奋力考上地方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并通过这份工作步入了稳定安宁的生活。这通常是二本学生性价比较高的归宿，公务员考试给他们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体制内的工作也能够给他们身后的家庭一个体面的交代。

2020年11月，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有157.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较去年增加14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1比1。“考公”成为年轻人择业的热门选择，而这种趋势不仅仅存在于二本学生当中。“985、211的学生也考公务员，他们可能会考国家部委或者省级、经济发达的城市。二本院校的学生不会去报考那种特别热门、竞争特别激烈的岗位，他们会安于到县里去，或者到乡镇去。只要是有编制的，他们都愿意去。”

“通过公务员考试这样一个隐秘的标尺，可以勘测到一些现象，比如社会活力的匮乏。”采访中，黄灯又一次联想到当年她和同学们毕业时的择业去向。2002年，黄灯硕士毕业，她记得当年深圳市政务部门在武汉大学招生，承诺只要分数过了，保证录取。即便如此，很多学生还是不会报考，而是会选择进外企或者是一些文化机构。“就算是报考也是提前三四天准备，突击看书，了解题型。不会像现在这样，买很多书，像对付高考一样去备考。”在她看来，大学生们纷纷加入“考公”的大潮，是因为“别的路子也没有了”。

教育“内卷”

随着教育培训的兴盛，黄灯的一些学生加入了另外一条热门就业路径：成为一名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1994年出生的陈雪便是其中一个。在一所培训机构就职之后，陈雪发现，和她竞争的有很多来自985、211的学生，这让她感到一些安慰，但身处其中，她一直不敢提及自己的学历。后来尽管获得了工作机会，因为来自普通学校，最后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

在与黄灯的交流过程中，陈雪承认，自己小时候所承受的学习压力与现在大城市的孩子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广州的孩子几乎每个都报班，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把它当做一件正常的事情。大部分孩子从周一到周日都在学习，各种各样的作业，学校的作业、机构的作业，无穷无尽地刷题。最恐怖的是小升初，小升初考的内容要求特别高，大部分是初中的知识。”

学历歧视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从起跑线开始，家长以名校为目标，在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允许孩子落后。这也形成了教育层面的“内卷”，以家庭为单位逼迫着孩子力争上游，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这其实是和一个孩子的成长完全违背的。小孩在这个阶段努力一点，可能在另外一个阶段放松一些，这是很正常的。他是一个幼小的生命，成长是需要空间的。事实上，上补习班兴趣班纯粹就是一个非常短视的行为，就像体育比赛时的兴奋剂。”黄灯说。

至于为何教育会变得如此焦虑，在黄灯看来，农村的大部分家长并不关心孩子的教育，“农村教育资源跟城里比差太远了，没法竞争。那些真正有钱的家长不在乎这种教育，选择太多了。”真正焦虑的那一批家长正是当年那一批受益于教育的大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通过高考来到大城市，又因为获得了较好的工作机会顺利立足，在房价很低的时候，因为成家立业的需求购置了房产。“然后他回忆起来，觉得这条路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现在他的孩子面临同样的问题，他渴望复制这样的一条路径，所以才会焦虑。”

客观而言，黄灯觉得家长首先要调整心态：“不要觉得你得到的所有东西就是理所当然，因为每个人其实是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你获得的一切也不单纯是靠个人的努力，其实是时代的大潮把你推到了这个位置。”她也理解这些家长的焦虑，“他们也特别累，比如说小升初，本身教育资源就不太公平，差异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是标准化、均衡化，应该是所有的中学小学都差不多的，让大家慢慢地成长，到了高中可以允许有差异，因为每个孩子的资质不一样，但现在中小学就搞重点班，这个是没道理的。”

相比于家长的焦虑心态，更应该反思的是如何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就算你的孩子能脱颖而出，你也不能保证你的孙辈脱颖而出;但是如果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正常环境，你的孩子哪怕暂时落后了，以后还有突围的机会，这样大家就都舒服了。我们想的应该是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不是你的孩子上补习班，我比你上更多的补习班。”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在具体的课堂中，黄灯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默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教育的目标到底在哪里，这是黄灯一直思考的问题。“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被一个非常短视的目标所绑架，唯一的代价就是孩子。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在她看来，应该鼓励孩子去实践，去真实的生活中历练，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去培养一个人更健康的内心，真正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原生家庭与个人奋斗

十多年来，越和学生深入交流，黄灯越能够感知其背后的家庭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痕，学生成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制于家庭的溢出效应。不能否认的是，诸多个案中一次次确认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黄灯的内心也陷入了茫然。

黄灯看到，一些现象真实地存在于同一个班上：有些孩子家境优越，家里有上市公司，他们毕业出来可以不找工作，直接回去打理他的家族企业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些孩子，上学的时候连生活费都得不到保障，必须每个星期到餐馆里面去洗盘子，挣几百块钱的生活费养活自己。

房价飙升加速分化，劳动创造价值不再是铁律，一些学生早早看透了生活的残酷，选择了接受。黄灯担任班主任的第二届学生(2015年入学)和她说，凭工资是没有办法买房的，“也没有几个学生说要去买房，就说一辈子租房住”。所以她觉得，对现实悲观的心境不该由年轻人承担，有些改变应该是获得利益的人去实现。比如住房政策的调整，“小鸟需要一个巢，狗需要一个窝，这是刚需，不是奢侈的需求，得先让他们能够住下来，才能安心地创造。创造还得靠年轻人。”

尽管如此，依然可以看到，一批年轻人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和独属于青春的热情。不少孩子虽然家庭极其普通甚至贫穷，仍然显示出自由从容的姿态。“家里穷，对孩子来说不是最可怕的，小孩子对贫穷和富有的感知没有大人那么敏感，但是有没有爱，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黄灯说。

童年的阴影所造成的内心伤痕无法掩饰，在随堂作文中，黄灯读到了许多学生隐秘的过去和幼年的家庭悲剧，这些阴影绵延至大学阶段困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抑郁、神经衰弱阻碍着他们的健康发展。她感受到学生心中的沉重一直未能充分排解：“如果只是贫穷，其实到了大学他很容易化解，留守儿童、父母躲避计划生育四处漂泊带来的后遗症，在大学里面看得很清楚。”

与留守儿童形成对比的是两个越南妈妈的孩子。书里记述的沐光虽然家境贫困，但他并没有因为出身贫寒所致的局促和不安。黄灯回过头来分析，正因为越南妈妈过去没有身份，不能到外面打工，反而能够陪着孩子成长。

另一个没有在书中写到的女孩，家里同样极度贫困，家徒四壁。但在黄灯眼中，这个女孩聪明可爱，身上没有农村孩子的自卑，因为研究越南妈妈的课题便主动找到了黄灯。做完课题之后，她在黄灯的鼓励下以非虚构的笔法写了越南母亲的故事，文章引起较大轰动，更引起政策部门调研，最后她的母亲因此摆脱了黑户身份。“她家里非常穷，但是她很努力，她的内心是敞开的，觉得好不容易读了大学，就应该像海绵一样吸取能量。”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读书改变命运”在教育市场化的今天有所褪色，但高等教育和个人奋斗依旧无比重要，一些学生因为考上大学，避免了若不读书，会滑入更糟境地的可能。“大学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学生能够从落后的村庄走到大城市，即使不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他依然可以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接触到比较有见识的人，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尽管就业的局促、高涨的房价成为年轻人无可逃避的生存压力，在一些学生的身上，黄灯看见建设性的力量正在倔强生长，他们不愿意屈从一条常规的成功路径，而是遵从内心的梦想与现实对抗，他们或者在市场中搏击创业，或是在公益性质的岗位上发挥能量。“子然、志勇、陈雪……我对他们的选择内心是特别认同的，但是我知道这条路很艰难，所以又比较心疼他们，一个人要跳脱出时代，其实要付出很多，需要特别强大才能扛过去。但是如果他们坚定走这条路，一定会闯出来。”

“他们愿意为社会付出，愿意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当他们和你谈理想的时候，眼睛里是有光芒的。”在黄灯看来，这就是教育的价值。“我希望学生不但自己能过得好，还能够给社会带来一些东西。如果只是培养一个只为自己的人，我觉得教育没有什么意义。”(葛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