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以往基本不学习外语到今天的基础教育学段基本普及外语教育，从几乎无人懂外语到今天的许多人能使用日常外语，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基础教育的其他方面相比，外语依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较为薄弱、也是较不受重视的课目，如经调研，少数民族地区某地州2015和2016两年学生中考英语的合格率平均不到20%，近三年在地州自主命题的情况下，其合格率也仅过50%，其高考英语合格率近五年虽有逐步提升，但2019年的合格率仍仅为33%。

外语教育的低水平势必造成以下影响：其一，初中生、高中生因外语差而在中考、高考中失利，不利于他们的学业发展，继而也影响他们成长为高级人才;其二，少数民族地区正在大兴生态旅游业，推动民族特色文化走向世界，若不掌握较好地掌握外语，旅游业发展就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其三，外语教育有利于提高国民国际化水平，而外语教育的低水平会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国际化水平。

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育低水平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专业外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这里，外语教师的入职门槛低，许多未经专业培养的教师为填补外语教师的缺口而被聘用承担外语教学工作。其他学科的教师转岗为英语教师的现象较为普遍，有些地方甚至几乎全是转岗教师承担英语课教学。大多数外语教师难有机会参加业务培训，有些地处穷乡僻壤的少数民族农村学校，尚未彻底完成“撤点并校”，教学点仍然分散，小班额班级比例大，造成师资配置零散，出现“一个教学点、一个教师、多个教学班”现象，外语课程似乎成了常识课，谁都可以去教一下，教学质量由此受到严重影响。

二是有些地方政府和社会不够重视。从国家层面看，外语教育能提高整体国民素养，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国民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青少年的个人层面看，外语学习有助于他们及时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为他们提供更多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为他们未来更好地顺应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样化、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信息化构筑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些理念，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和社会虽有一定的共识，但每当财政发生困难，有些地方首先考虑让位的很可能就是外语教育，于是，外语教学的基本条件欠缺，有些小学外语教师缺少最为基本的教辅材料(如学生卡片、教学挂图、活动手册等)，有些学校的外语教师甚至连一台基本能用的录音机都没有。教师只能借助一本教科书、几支粉笔和一张嘴巴上讲台，同时，为节省教学成本，外语教学班型大，教师疲于声嘶力竭讲课，满堂灌，而许多学生整堂课下来也得不到任何发言或练习的机会。

语言扶贫是人类扶贫的一项伟业。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扶贫是语言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力少数民族地区减贫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为此，笔者建议：

要从思想上进一步加强认识，从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等大格局、大胸怀来谋划少数民族学生的当下和未来，认识到少数民族基础外语教育是义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外语与语文、数学等课程具有同等地位，充分认识学生若因外语水平低而落后于他人甚至因此而掉队，直接影响到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功阻断、精准扶贫目标的顺利实现和教育公平的有效促进。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优质教育资源必以师资为要，外语教师对提高外语教育水平具有主导性作用。外语教师需要专业化，外语教师强，外语教育水平则高。

要从行动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到以下“务必”：务必开源节流，筹措经费，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具有长效机制的外语教师外引和内培工作体系;务必加强东西部对口支援，组织发达地区的教育和语言文字部门、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相关高校对口支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捐赠外语书籍、外语学习卡片、挂图、录音机等基本教辅材料;务必完善基础外语教育设施，配齐教学基本条件;务必从政策层面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地方自主创新两条腿同步走，促进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扶植多元办学主体，构筑有益于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均衡、充分和公平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务必充分开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教育技术，使优质外语教育资源进一步惠及少数民族学子;务必督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逐步提高外语教师入职或转岗的门槛;务必出台鼓励性政策，组织银龄外语教师支教，补齐外语师资短板;务必进一步加强外语教师培训，依托“国培计划”，增时、增期、增批，有的放矢地开展外语教师“国培”活动，杜绝冒名顶替、浪费培训指标、敷衍了事等不良现象;务必制定倾斜政策，扩招少数民族外语专业师范生，鼓励师范类院校尽可能扩招或多招少数民族学生，完善委培、定向培养等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培养既有较高外语技能、又懂当地民族语言，并且具备这两种语言习得理论素养的、本土化的基础外语教育人才。(王文斌)